《明镜月刊》记者陈恩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黄靖在接受《明镜》专访时指出，一方面为下一届领导人打下良好基础，另一方面需要扶持一批他能够信任的领导班子，胡锦涛在两个方面将有所动作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黄靖在接受《明镜》专访时指出，由胡锦涛领导下的中国，经济获得进一步发展、政治维持稳定，中美关系也有所提升，在胡锦涛剩下的任期中，预料将持续在“替下一届领导班子创造良好工作环境”与“扶持领导团队”上有所动作，不过胡锦涛也留下几项严峻的社会问题，亟待之后的领导人去解决。
黄靖博士
黄靖教授为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2008年起担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以下为《明镜》对黄靖教授的专访：
胡锦涛为下届领导人打基础
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即将下台之际多次提及政治 体制改革的议题。相对来说，胡锦涛在2008年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大会上，已表明“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的态度，其后也多次强调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然而也有分析指出，为了寻求下一代领导人与自己的合作，以及争取群众、干部的支持并扩大、延续政治力量，目前的中国领导人，包括温家宝和胡锦涛在内，正积极营造进步改革的形象。
明镜：政治改革是当前许多人关心的议题，胡锦涛下台前，在政治改革上是否可能有作为呢？
黄靖：应该不会有太大作为。因为政治稳定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首要任务，如果在交接班期间，政策上出现太大变化，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不稳定情况。 但如果是一方面为下一届领导人打下良好基础，另一方面扶持一批他能够信任的领导班子的话，胡锦涛在两个方面将有所动作：
第一，为了替下一届领导班子创造一个较好的工作环境和气氛、让下一届领导人不致于一上台就面临一个有风险的局面，胡锦涛可能会采取一些严厉的手段，打击在共产党看来是害群之马的贪腐案件，比如最近铁道部长刘志军的案子。另一方面，胡锦涛可能在经济或其他社会政策上有作为，比如最近以强硬的手段打压房价。
第二，胡锦涛可能在下一届领导人接班团队的安排上，加大动作和力度，也就是从政治局常委九个人到政治局委员方面的安排，以及中央军事委员会建构上的安排。
明镜：您是否认为，在十八大后不继续任军委主席，将对胡锦涛的历史地位有很大的加分作用？
黄靖：军委主席的交接应该成为一个制度，当年江泽民退的 时候是分三步，即：2002年退党、2003年退国（国家主席）、2004年退伍。如果这个惯例被继承下去，胡锦涛很可能在2012年退党、2013年退国、2014年退伍，因为中共有三个比较重要的会议，从时间顺序上来看，第一个是8月、9月召开的军委会，第二个是10月或11月初举行的党代表大会，接下来是隔年3月份进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如果按此程序，胡锦涛就会在2012年9月召开军委会时，把新的军委班子搭建好，在搭建过程中，胡锦涛应该还是军委主席。2012年10月的党代表大会会决定领导人的交替，胡锦涛将从党领导人的位置退下来，并且应该由习近平接班。
到了2013年3月，胡锦涛会在人民代表大会上从国家主席的位置退下来，并由习近平接班。至少要等到2013年9月或2014年9月军委会议时，胡锦涛才会从军委的位置上退下来。这样做的原因未必是留恋权力，从比较正面的因素来看，这样做可以保证领导班子在交接过程中保持稳定。
胡锦涛当年在1999年就做军委副主席，江泽民按道理应该在2003年退下来，但他延缓了一年，或许多少有留恋权力的因素，因此胡锦涛2004年才做军委主席，不过这中间就有5年的间隔。习近平在2010年才当军委副主席，如果2012年马上当军委主席，间隔时间短，可能产生些问题，因此胡锦涛在2013年底或2014年从军委主席的位置退下来的可能性比较大。
维稳打贪腐都在治标撤查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不但展现了中央反腐的决心，也是北京当局维稳的方式之一。刘志军在2003年正式出任铁道部部长后，每年春运一票难求的情况不但没改善，还相继发生胶济铁路列车相撞事故和2008年雪灾导致60万人滞留广州火车站的事件，在民怨累积的情况下，刘志军弟弟刘志祥于2006年4月30日因故意伤害罪、贪污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缓，刘志军则在2011年因涉嫌严重违纪，被中共中央免去铁道部党组书记职务。
明镜：胡锦涛所强调的“维稳”是否也是为下一届领导班子创造一个较好的工作环境和气氛？
黄靖：维稳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被动维稳，就像前不久茉莉花革命时中央如临大敌，用压制的方式去应对，这种方式看起来比较容易，实际上有很多后患。另一种方式是积极的维稳，用强力的手段清除不稳定的根本因素。就像大水来临，一种是开渠把水引出去，一种是把坝建得更高，但后者只是让水积累得更多，一旦坝崩溃了，问题会更大。
我想在这个问题上，现在的领导班子好像有分歧，于是有了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方面用高压的手段“维稳”，压制社会不满；另一方面又采取强力的手段“反贪”，打击官员腐败。比如把一个多年来的“不倒翁”刘志军一举拿下。其实这不只是刘志军本人的问题，2006年刘志军弟弟就雇黑帮杀人，高铁建设也有很多问题，因此还牵扯到治安、法律、财务甚至安全等各方面，范围很广，涉及的人物可能还有高层，胡锦涛有能力把他拿下，说明他确实采取一些治标亦治本的手段。
谈到治本，温家宝提的政治改革十分必要，但胡锦涛在政治改革这种大议题上会非常谨慎，我感觉还是打击贪腐的力度会大一点，在打击贪腐上可能有所作为，但目的都是为了维持稳定的局面。
明镜：压制的手段并未治本，在胡锦涛下台前，中国社会是否可能发生大动乱？
黄靖：中国社会要出现像埃及那样的动乱，需要几个因素：一个是突如其来的通货膨胀，使得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骤跌，但如果通货膨胀只在房市上，老百姓的感触不会太大，一旦通胀进入超市，普通百姓的生活就会立即受到影响，引发政治问题。
第二是经济发展长期低迷。第三是居高不下的失业率，而且主要的失业人口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第四是整个社会政治结构的崩溃，一方面是无所不在的贪污腐败，另一方面是政府治理能力的下降，加上权力制度长期没有进展，20、30年都由同一人统治、并且还要提升自己的子女接班。
这四种情况造就了两种革命的必要条件，首先是人们感到绝望，其次是人们觉得无所失去（nothing to lose），也就是马克思说的：“如果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却是整个世界。”那为什么不拼命？
回过头来看今天的中国，虽然也有通货膨胀，但政府正加大力度加以控制，中国的经济发展也较好，高失业率也还可以忍受，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虽然不是很满意，但还有工作做，社会政治结构上也有很多问题，但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比较强。
中国自邓小平以来采取集体领导制，很难把发泄的矛头指向某一个领导人，只能指向整个制度，不过中国某些领导人的公众形象还不错，中国人也没有绝望，加上绝大部分的人有东西不愿意失去，例如财产、家人，所以中国很难发生大规模的动乱。其实人们起来革命并不是因为他们想要什么，而是不想要什么，想要什么很难造成革命。中国在1989年发生过一次动乱，因为当时大家都不想要通货膨胀和腐化。
此外，要有效地开展政治运动，还要有三个必要条件：第一，需要一个领导；第二，需要一个政策主张——至少是一个有号召力的想法；第三，需要一个组织，哪怕这个组织比较松散。
暴动发生后，应该很快出现领导层，形成比较明确的思想与要求，并且有所组织，但在中国共产党多年来的高压政策与经济发展下，社会利益多样化，很难出现有全国声誉的领导，也很难出现一个有效的组织，在思想上也是各说其事，因此各 地小规模的动乱不断，但政府可以各个击破，大规模动乱则很难产生。
财富分配不均是中国领导大问题 胡锦涛延续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的理念，持续发展经济，但也造成贪腐、通货膨胀、分配不公等社会问题。胡锦涛强调，将在“十二五”开局的2011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保障与改善民生。
明镜：近来胡锦涛多次强调改善民生，是否代表经济发展已不是最重要事项，他将把重点放在改善社会问题上？
黄靖：从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基本上秉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政策，这个政策可说取得很大的成功，只是在创造社会财富的时候，往往不需要一个新的政治制度，看看台湾、韩国、日本，或某种意义上的新加坡、香港就能得知。问题是创造财富后要做分配，分配就一定需要一个新的政治制度。
人类最大的矛盾就是无限的需求和有限的资源。从人类社会形成以来，所有政治制度所解决的根本问题都是分配问题，因为任何一个政府，不管是集权、民主，都要维持基本的社会正义与公正，而社会的正义与公正最根本的反映就是经济分配问题。古今中外历史上，所有政治革命从根本上说都是由分配问题引发的，并且以建立新的分配制度——也就是新的政治制度——而告终。
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积累大量的财富，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分配不均：一种是资源上的分配不均，即有特权者在经济发展上得到最大的好处，弱势者得到的分配少，使得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另一种是结构上的分配不均；影响经济生产有三个因素，分别是资本、技术、劳力，中国多年来强调投资引导型经济，由外需拉动内需，在中国，有资本的人拿到最大的财富，有技术、劳力的人则拿到较少的财富，受到剥削。
如果分配不均，整个社会的正义与公正就会受到侵蚀，政府会垮台，在这方面，胡锦涛和温家宝是想有所作为，比如加强改革经济结构的力度、加强控制房市、出台资产税，虽然力度如何有待观察，但从胡锦涛开始，尤其到习近平一代将面临更为严峻的分配问题，强度和难度都远远大于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的发展问题。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代领导人面临的是发展问题，下一代领导人面临的是分配问题，不改革政治制度，分配问题就解决不下去。胡锦涛成功改变对台政策 陈水扁在2000年上台后，虽然曾提出“四不一没有”缓和两岸的紧张关系，却又在2002年提出“一边一国”、2003年提出“制订台湾新宪法”等主张。2004年陈水扁连任就职前，胡锦涛率先发表强硬的《五一七声明》，表明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的决心，2008年国民党上台后，胡锦涛针对马英九政府提出“胡六点”，重申统一台湾的战略目标以及政策框架。
明镜：陈水扁执政台湾时你曾说，胡锦涛对台湾是“身段软、手段硬”，他对马英九是否也采取同样的策略？未来还会延续这样的策略吗？
黄靖：做事情一般都“事要硬做、话要软说”，亦即“手段要硬、身段要软”。在胡锦涛领导下，两岸政策最成功的一点，是把以促进统一为首要目标，改成以防止台独为首要目标。毛泽东的“解放台湾”、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江泽民的“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大业”，都是以统一为首要目标。到了胡锦涛后，尤其是2004年的《五一七声明》和《反分裂法》后，中共的台湾政策完全变了。《五一七声明》里头有两句话：台独没有和平，分裂没有稳定。中共在胡锦涛领导下的对台政策变成“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积极促进两岸的和平发展，争取实现和平统一的愿景”。
在胡锦涛的将近10年中，对台湾根本战略的改变反映在三个方面：
第一，以前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中国在国际上寻求和平，在台湾问题上却总带有武力统一的味道，与中国的整个和平崛起政策不太和拍。到了胡锦涛，他意识到台湾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两岸问题、不仅牵扯到中国安全和统一的问题，还牵涉到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所以胡锦涛将台湾问题当成中国和平发展大战略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二，中国认识到中美间的核心问题是台湾问题。因此胡锦涛开始在这个问题上寻求两国的共同利益。对美国来说，解决台湾问题无非是两种方法，一种是统一，一种是独立，统一对美国来说是个长期的潜在战略威胁，因为台湾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但如果台湾独立，对美国来说也是长期的包袱，所以最好的情况是不独不统，但维持现状必须以和平为前提。
胡锦涛把台湾政策变成以防独为主、促进两岸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和平发展。这使得中美间有了共同的利益：这就是共同维护亚太稳定、维持两岸和平现状，这就是为什么中美两国当初联手压制陈水扁台独路线的根本原因。1995年第一次台海危机时，美国派了两艘航空母舰，那次是以中美对抗的局面做结。10年后，2006年陈水扁废统造成第二次台海危机，那次是中美联合压制阿扁，2007年布什政府对陈水扁的严厉程度可能比北京还厉害。胡锦涛的策略使得中美间的矛盾得到很大程度上的化解。
第三，胡锦涛的战略盘算是，只要把通向台独的这条路彻底堵死，同时加强台湾和大陆的联系，总有一天，台湾会像“冷水煮青蛙”，不知不觉越来越深地被纳入大陆的轨道中。ECFA就是一个“手段很硬、身段很软”的例子。大陆在两岸签署“自由贸易协议“问题上一直不让步——因为那样等于承认了台湾的主权地位，坚持签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就是要把两岸经济关系锁定在两个“地区”之间的经济整合——手段很硬。但在“一个中国”的框架内，又用柔软的身段以平等的地位与台湾签订协议，同是也给了台湾相当多的好处。不过这项协议到最后，是加大了台湾对大陆经济的依赖性。
从以上几点来看，都说明胡锦涛的台湾政策比较成功。所以习近平应该会继续坚持胡锦涛的政策。胡锦涛的三好与四坏 曾是最年轻政治局常委的胡锦涛，一向给人低调内敛、谨小慎微、明哲保身的印象，不少评论在胡锦涛刚接班时，就断定胡锦涛不会有所作为，不过多年来中国确实获得极大的经济成就与进步，大国崛起的态势也越来越明朗。
明镜：您是否能谈谈胡锦涛执政的政绩以及哪些问题仍待解决？
黄靖：胡锦涛在位8年，有三点是值得肯定的。
第一，他持续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尽管接受了比较严峻的考验，比如经济危机，但中国的应对措施基本正确。
第二，他在共产党政权没有取得“程序合法性”的前提下，维持政治稳定，这点非常难，因为中国越来越开放，老百姓也会越来越倾向自由的政治制度，所以对胡锦涛来说，政治稳定的压力远大于邓小平与江泽民。
第三，如果说江泽民最大的贡献是稳定住中美关系，那胡锦涛最大的贡献是让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国家接受中国为一个“利益攸关者”（stakeholder）、把中国看作体制内的国家。
以前美国把中国当作现代国际政治体制外的发展中国家，这个国家发展越大，对体制的挑战就越强。2005年9月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佐利克发表重要讲话，将中国定位为“利益攸关者”，从此在根本上改变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点，使得美国对中国只能使用防御性的防范（hedging）策略、而不能再是进攻性的围堵（containment）策略。
胡锦涛2011年初访问华府，中美首脑的联合声明中，奥巴马保证不会对中国进行围堵，希望看到一个繁荣和平的中国，胡锦涛也保证中国的崛起不会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承认美国在亚洲的积极存在。这是胡锦涛对美关系成功的最大亮点。
胡锦涛执政虽有贡献，但也有留给下一代领导人的社会问题，且越积累越严重。
第一是腐败。中央领导越来越控制不住7200万共产党的干部队伍。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的垮台，表面上看是因为外族入侵或内部起义，但实际原因是皇帝控制不住自己的官员，所以一有外侵或起义就垮台，最典型的例子是明朝，明朝是典章制度最严密的朝代，到明朝末年，皇帝控制官员的唯一手段是透过东厂锦衣卫这种私下的力量，所以有李自成造反，所以满族只靠20万骑兵就让明朝垮台。现在中共透过中纪委控制高层干部，这就说明中共的典章制度已经失灵。
第二，中央与地方在利益上有很大的矛盾，这也是中央控制不住自己干部的主要原因，比如不管中央政府出台什么政策，如果上海赞扬这项政策，四川可能非常气愤，如此造成严重的政策扭曲现像，“土政策”泛滥。这是非常严重的政治问题。
上述的政治问题又形成第三项的集权 与分权问题。过去3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之所以成功，是引进了市场经济。要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就必须分权，可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是集权的一党统治，不集权，在政策制订和实施上都不可能具有有效性。
要保持经济发展，必须放权；但要保持政策的有效性，又要集权。这个问题具体表现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矛盾上，胡锦涛任内不但没解决这项矛盾，反而还使其加剧，这是下一届领导人要面临的大问题。
第四个问题，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开放，人们的思想越来越倾向于自由、独立，但由于政治体制问题，中央不但没有顺应这种发展潮流，反而进行打压与封锁，这种手段短期有效，但长期会大崩溃，一旦中国经济发展缓慢或出现问题，可能会造成井喷式的爆发，这也是胡锦涛任内没解决，反而某程度上加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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