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满经济和社会现状的示威者率先在美国纽约发起「占领华尔街」抗争运动。
受到今年年初中东茉莉花革命浩荡潮流的启发，以及国际金融风暴后跨国金融霸权继续横行压榨的双重刺激，不满经济和社会现状的示威者率先于九月中旬在美国纽约发起「占领华尔街」抗争运动。他们通过集会、演讲、静坐、游行等方式，在没有核心领导和组织动员、自发参与、畅所欲言、议题众多的自由氛围下，高声抗议贫富悬殊、社会不公、企业贪婪、财团垄断，重点针对抛公弃义的金融霸权。
此举一出，一呼百应，全球振奋，竞相仿效。自十月中旬起，全球近千个大城市陆续出现规模不同的抗争活动，掀起一场接一场让人耳目一新的「全球占领」运动。除少数地区涉及暴力成份外，大部分地区的抗争公民都秉承理性、非暴力为基本原则。台北示威者发动「占领一零一」行动。香港示威者也发动「占领中环」行动，先在中环交易广场外发起，后移师汇丰银行总行地下空地结集多天，搭起帐篷，摆出横幅，举办讲座，途人围观，蔚成风潮。即使在内地的郑州市建设路和工人路交叉口的广场公园内，也曾经出现昙花一现的声援「华尔街革命」横幅和口号，惜不久后即被当局驱散。
时至今日，全球示威者（包括台湾和香港示威者）所抗议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当然无法被实时、有效地解决，但也不可以因而断言这场运动完全徒劳无功。
这场运动所反映的，毕竟是真诚而重要的主流民意：公民深感当地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无法有效落实他们的意愿，面对社会资源和向上流动的机会不断被金融霸权鲸吞蚕食，于是决意走上街头，身体力行，发出怒吼。
话虽如此，他们的抗争议题和理念论述却相当涣散：有的宣扬马克思主义，有的支持自由主义但要求节制资本，有的专门针对政府的个别政策，有的进而宣扬无政府主义，有的是失业无助的基层人士，有的是学者教授和专业人士。以香港的「占领中环」行动为例，尽管抗争人士的标语和诉求并不一致，反对资本主义的程度各异，但仍无碍他们团结合作。左翼二十一团体高举「反对资本主义」、「占领中环」、「企业民主管治」等旗帜；人民力量主张「打倒金融霸权，要求取消强积金」；有组织批评富士康和苹果计算机压榨工人工资谋利；有宗教团体痛斥官员、商界和基督教领袖勾结，拥抱特首小圈子选举；另有团体反对功能组别，抗议特首选举；反核人士反对大财团经营核电站；有人抗议雷曼迷债骗局和各类金融诈骗案件；有人指出银行是癌症，必须终结银行制度，人民才会自由。
至于领袖人物、活动经费、长远计划、阶段性目标等，囿于这次活动的本质所限，以及示威者事前没有深思熟虑，大多阙如，很难称得上是一场有领导、有组织、有战术、有战略的社会运动。示威者充其量只不过是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地向金融霸权、贫富悬殊发出怒吼而已，自由放言，互相打气。与其说这是通过社会运动所公演的革命前奏，不如说这只不过是一场公开表达意见和发出警讯的公民抗争行动。他们的真诚是可敬的，但作用却是微薄的。
尽管如此，得失是一回事，是非却是另一回事。笔者依然相当肯定这场「全球占领」运动，特别是这场运动足以激发公民奋斗意志，结聚公民力量，唤醒公民意识，挑战政经霸权。在集会的过程中，参与者之间先后展开各类团结合作、和而不同的交流，不但希望说服他人接受自己的观点，也得聆听和思考别人跟自己不同的观点，更要在吃、住等问题上互相帮忙，点滴体验参与式民主和商议式民主的真谛，结识志同道合，拓宽关系网络。
笔者预料，这类无领导、无组织、无战术、无战略、议题多元的抗争活动将会越来越多，远远超过老一辈社会运动参与者的想象。特别是在互联网技术不断升级而且相当发达的今天，发起参与发扬良知的集体抗争行动已非难事。参与者不需有共同的利益（例如教师示威），不需有共同的理念哲学（例如社会民主主义或自由主义），只需有类似的不满和痛感即可（例如不满贫富悬殊、经济霸权）即可。
在参与的过程中，他们更能唤醒公民关注社会问题的严重性，继而认真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对于某些药方，例如马克思主义，就像孙中山所说，只能「师其意而不用其法」，因为资本主义不是一只蟑螂，足供彻底消灭。最关键的讨论焦点，恐怕不在于什么才是最好的药方，而是在于：一、公民有没有机会通过有效的制度发表自己对药方的看法，互相讨论，理性思考，求同存异，依据宪政民主原则作出决策，节制金融和地产霸权，建设一个足以提供充分向上流动机会、又足以维护穷人基本生活尊严的社会？二、至于现行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又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脱离了上述民主精神，导致主流民意无法落实，逼得公民走上街头，开展全球占领行动？
如果国内、香港、台湾的公民都能沿着这两条思路理性思考，继而推动具体的制度改革，激发更多公民理性参与政治事务的文化力量，那么就可以开出一片全新天地。这是中共最害怕的公民意识，却是真正民主法治社会必备的公民常识。
反观香港特首曾荫权，却在十月十九日大言不惭地表示：尽管他个人理解香港市民声援全球占领行动，但强调香港特区政府没有利用公帑来补贴银行，因此香港没有跟美国同类的问题。此言差矣。正如上述，贫富悬殊、金融霸权、官商勾结正是香港和美国占领行动的共同焦点，已经引起香港市民长期不满和愤怒。曾特首一味化整为零，转移焦点，能骗得了谁？更有甚者，曾特首更声称高地价政策是香港「成功的代价」，又指出「资本主义本身就会造成贫富悬殊」，企图为自己开脱，让人啼笑皆非。这句话恰恰没有说明的是：谁的「成功」是以牺牲谁的利益作为「代价」呢？又是谁正在不断纵容金融霸权、地产霸权、官商同谋，导致今天香港贫富悬殊困境？曾特首推卸不了他对香港贫富悬殊、霸权横行问题的责任。
同样地，中国共产党也推卸不了它对中国贫富悬殊、霸权横行问题的责任。全球占领行动已经向这些专制者敲响了警钟，如果继续因循苟且，置若罔闻，或许在不远的将来，将有新一波的公民行动，为他们敲响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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