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站着、坐着、骑在马背上，他穿中山装、长衫、军装，他的手扬起、拄着拐杖、拿着书，他总是微笑着，除去偶尔的例外，也总是光着头。
慈眉善目的长者，这是他晚年自认的形象。多年来，不管多么独断专行、滥杀无辜，他却始终标榜自己动机的纯良，内心的无可奈何。
四十岁时，他达至人生的第一个高峰，至少在名义上，他统一了中国，是世界最年轻的领导者之一。五十五岁时，他与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坐到了一起，决定历史的命运，这对于屈辱重重的近代中国，真是荣耀的一刻。仅仅三年后，他就要应对一连串致命的失败，他输给了共产党，丢掉了中国大陆，躲在太平洋上一个岛屿。他有那么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却最终发现只有依赖美国，才能维持最后的权力与尊严。
他必定倍感失落与孤独，他曾经拥有的中国地域那么广阔、历史那么悠久，如今他只能把这个岛屿上的那些狭窄的街道命名为长春、福州、广东与昆明，把小小的山地命名为“三峡”，把原住民的区域叫做潮州。
大溪镇这片山湖，让他想起家乡奉化，泛起乡愁。在辽阔的大陆，每逢失意，他总回到奉化，那里有他熟悉的古木、溪水、庙宇、乡亲、童年记忆。而现在，距离台北六十公里的慈湖，是个暂时的替代品。而全台湾两百万的逃亡者中，也只有他能如此平息乡愁。他在此设立行馆，最终葬身于此。他也把一个专制者的行事风格带到了台湾，是慈湖的行馆，而不是市区的总统府，才是权力的中心。
我在一个炎热的下午到此。昔日的禁地，早已挤满了熙熙攘攘的游客。在游客接待处，除去黑白照片、实物的展览，还有一家名为“黄埔食堂”的快餐厅，红烧狮子头尤其美味。
我顺人潮而去，到了纪念堂。一处矮小的院落，淡蓝色的墙面、浅红色的斜屋，几个黑衣青年，闲淡地站在回廊中，面无表情。光亮的黑灵棺前，是黄色雏菊花塑成的十字架，他真是个信仰虔诚的人吗？与他常年的对手毛泽东不同，他没让自己的遗体长久地暴露在众人的目光下。是他对自己身后的影响力缺乏自信？自我迷恋程度不足？或是是他的党不那么需要他的干枯遗体来重申合法性，他得以隐藏在厚厚的、密不透风的木板后面？而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中，他也是某种隐藏者，比起无可比拟的孙中山、多姿多彩的毛泽东，他也像是个过渡性的人物。严肃的历史学家、流行的大众情绪，都没太过青睐他。
比起安静院落中的朴素陈设，门口的卫兵更令人印象深刻。光亮的头盔像是明亮的镜面，他们的表情保持着雕塑式的静止，倘若不是头顶滴落的汗珠，我必定以为他们不过是蜡像。他们的表情姿态都是对昔日领袖的人生哲学延续——他最崇拜王阳明，不无盲目地信赖自我克制精神。
最为有趣的还是蒋介石的雕像公园。我看过一些专制记忆的纪念场馆，红场上摆放着从列宁到勃列日涅夫的雕像，布达佩斯郊外，我见到那些健壮的男女的雕塑，他们都是完美地符合社会主义美学标准，而在布拉格的小小共产主义博物馆里，则摆满了关于社会主义生活的日常用品，在中国一些大学与广场上，毛泽东的雕像仍挥手向前……
但我从未见过一个政治人物被如此密集地排列在一起，就像我最初描述的，姿态不一、大小各异，是同一个人。它们太符合批评家瓦尔特•本雅明所说的“机械复制的时代”。机械复制也像是个人焦虑的另一种延伸。比起往日的独裁者，二十世纪的领袖们可以无限量地复制他们的形象，让自己矗立、悬挂在广场、军营、学校、商铺、客厅、甚至卧室里。无处不在的领袖形象，与宽阔的广场、整齐的队列、宏大的建筑物、千篇一律的宣传口号一样，是现代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通过数量与规模，征服与压迫人们的心。而人们把希望投放到一个强大的领袖和许诺解决一切的主义上，通过追随他与主义，来摆脱个人的无力与焦虑，而面目不清的群众与全知全能的领袖，恰恰是这一体制的两面。
全台湾曾经至少有四万五千个这样的塑像，它们大多兴建于两个时期。一个是惊魂初定的五十年代，第二波则是他去世后。似乎现实越令人焦虑，就越需要批量的领袖来震慑与抚慰人心，尽管它可能只是抚慰了独裁者自己。
眼前的雕像早已失去了往日意义。它们因批量排列在一起倍感滑稽。它不仅失去了威严，也失去了残忍与肃杀。两个少女嬉笑地挤着雕像的两颊拍照，一群儿童在林立的雕像中追逐打闹，他们成长在一个民主、自由的时代，白色恐怖的记忆早已远去，他不过是一个历史性人物。对那些成年人，雕像是他们成长记忆的一部分，在一个日益不安的成人世界里，它或许还引发你追思青春时光……（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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