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洞察力的文艺作家对于社会问题的看法，常常有独到之处。近日，著名作家莫言先生在一次会议上陈述了他的社会理想：第一，要让乡下人生活得比城里人更美好。第二，让穷人生活得比富人更轻松。第三，要让老百姓生活得比当官的更自在（见《南方周末》关于中欧文化高峰论坛的报道，2011.11.3）。乍听这些话，会以为这是莫言先生的书生之见，有浪漫主义色彩。但依笔者看，莫言先生提出的是深思熟虑的意见，很具有平衡性、现实性。他的理想，也是中国人的理想。
先说莫言的第一个社会理想，要让乡下人生活得比城里人更美好。我要对此做一个补充：乡下人还要比城里人生活得更富有。
什么样的“乡下”？什么样的“乡下人”？这是要搞清楚的。未来的农村不会再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所谓农村，会变成由一部分特色村和大量小型专业农户居民点构成的区域。未来中国，任何失业人口都可以申请城市的“廉租房”和“失业保障金”，他们住在城区会更方便，没有必要呆在农村靠一亩半亩地受穷。
留在农村的人少了，农民人均土地资源就多了，收入水平就会提高。只要有充分竞争，只要农民在一年里的平均劳动时间超过城里人，他们的收入也会超过城里人。
乡下人比城里人生活得更富有、更美好，对中国社会经济进步具有标志性意义。中国人要获得免于饥饿的自由，在衣食无忧的心境下发挥创造天性，就必须把吃饭的成本降下来。农民越是富有，就意味着他们的生产越有效率，中国人的吃饭成本就越低。所以说，农民越富，中国就越有希望。
再说莫言先生的第二个社会理想，让穷人比富人生活得更轻松。这里的穷人不是指衣不蔽体、穷困潦倒的人们，而是不大富有却有基本生活保障的人们，同时也是拥有基本体面生活的人们。世上之人，天性有异。让那些敢冒风险、喜欢折腾的人多劳筋骨、多苦心智，同时也让他们有更多的财富。如果社会结构合理，会应了这样一个规律：挣钱少的自己花，挣钱多的大家花。富人的多数财富会在社会上供大家使用。而那些容易满足、风险偏好弱的人们则可以少折腾，过一种安定平淡的生活，也即莫言先生说的轻松的生活。社会上还会有一些遭遇意外灾变的人们，例如中国有几千万残疾人，对他们，社会有责任向他们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让他们不必陷于失去基本尊严的苦难之中。
莫言先生的第三个社会理想，让老百姓生活得比当官的更自在，也在情理之中。真正的“官”，是那些由老百姓推举出来对公共事务做决策的人，例如县长、市长和人大常委一类。那些局长、科长是“员”，不是“官”。一个社会，如果做官的感到不轻松、不自在，大抵说明这个社会比较健康。在一个充分民主的社会，一个人只有敢于把自己曝晒于阳光之下，又不惧怕和各色人等打交道，且热心公共事务，才会走做官的路。在普通人出于常理看来，做官的生活得应不自在才对；也许只有官员自己感到官场生活如鱼得水，便心有陶醉。普通老百姓并不专门从事公共事务，只是在需要时才和公共部门打交道，因此他们保有很大的私人空间，活得自然要比官员自在许多。
人有异趣，若能各得其所、各得其利就好。这是一种文明。但产生这样的文明并不容易。首先要有选择的自由，且这种选择大体要在衣食无忧的前提下进行。对大多数人来说，“不食周粟而死”是做不到的。即令爱因斯坦、乔布斯也较长时期里也干过自己不喜欢干的事。自由的反面是特权、专制，有了这个东西，自由就打折扣。所以，选择的自由必须有民主相伴随。
若不是追求一种极致的理想状态，自由与民主并非遥不可及；莫言先生的理想社会也不会是镜中花、水中月。但有平衡判断问题的能力，谁会说当今中国与200年前一样？事实上，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给百姓提供了较大的自由选择空间；中国政治的分权趋势让公共领域事实上有了竞争；中国的物质财富增长使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职业选择面前不会有太大的生存风险。这些进步是实实在在的。
当然，现实距离莫言先生的理想还很远。广泛存在的官员特权使得官场并非公共事务热心者的乐土；市场发育不充分，特别是土地市场不健全、不统一，使得农民难有自由选择的条件；劳动力市场的不健全、不平等，使得职场“土围子”广泛存在、隐性失业相当严重，让很多百姓穷得不服气、不甘心、不自在。寄希望于中国人的智慧和耐力，特别寄希望于中国政治家的胆识与奉献精神，逐步地把这种局面改过来，让莫言先生所吐露的中国人的社会理想有朝一日变为现实。彼时，中国才会变成强大的国家、文明的国家。
此文发表与今日新京报评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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