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老明年90岁，按照中国“过九不过十”的习俗，我们今天在这里庆祝何老90岁生日。这90年的中国历史是曲折的。何老亲身经历了这个曲折。
“何方之问”
人类本来是要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发展，从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发展，从蒙昧和迷信向智慧和科学发展。而我们中国的近代史却有一段时间脱离了人类这个发展轨道，直到改革开放又转了回来。这好像象征中华文明的黄河一样。黄河本来是向东流，流向大海，融入世界潮流，但是流到甘肃以后被拉向了北边，向苏联的方向流动，后来又拐回来，转向大海的方向，形成了一个河套。中国近代也有这样一个河套，历史的河套。
上面说的是一个抽象的轮廓描述。在这个历史河套中，有千百万人的活动：理想和抱负，牺牲和贡献，生离与死别，喜悦与悲伤。每一个活生生的亲历者，他们制造了中国历史的河套，他们个人的思想历程也是一个小的历史的河套。他们的小河套是有血有肉的。何老就是中国历史河套的制造者之一，他自己也有一个小河套。
何方老16岁参加革命，不久就到了“革命圣地”延安。“黄河之滨聚集了一群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正是这群优秀子孙，正是千百万个像何方这样的有志之士，怀着美好的理想，在陕甘宁地区，把流向大海的“黄河”扭向了北方，扭向了苏联的方向。当然，中国进入历史的河套不仅是他们这一群人的力量，还有更深刻的原因，这一点，我后面再说。
历史河套造就的中国是一个专制的中国，贫困的中国。这种结果不仅背离了何方他们参加革命时的初衷和愿望，也使中国人蒙受了灾难。
何老在《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中说出了他个人的历史的河套。他写道：
当年参加革命时怀抱的崇高理想就是为自由民主而奋斗，喊的口号中有“不自由，毋宁死!”唱的歌也是“我们为了博爱、平等、自由，不惜任何的代价，甚到我们的头颅。”可是后来不知怎么搞的，这个理想竟然渐渐地淡忘了。而且回头一想，反而越奋斗，离民主、自由、博爱、平等越远，甚至走到了它们的对立面。是当年选的理想错了(因为那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东西,是反动的)，还是后来背叛了当年的理想(因为自由、民主、博爱、平等这些东西属于人类共同理想，不分什么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难道这些问题不值得认真反思?”[1]
何老从“个人的历史河套”引出了“何方之问”。 “何方之问”比所谓“钱学森之问”更恢宏，更深刻。“何方之问”抓住了时代的关键，不仅是一代革命者晚年的反思，也是所有的中国人都期待回答的问题，是中国人的“世纪之问”。
改革开放应当是走出历史河套、回归人类文明主流的行动。但由于“何方之问”还没有答案，或者说还没有认识一致的答案，人们还在彷徨，两种思想还在继续拉锯：你要回归人类文明主流，他要批判普世价值;你要民主宪政，他说你背离“核心价值”。
中国走进了历史的河套，不是何方这一代人不明智，也不是某几位主要领导人的过错,更不是某些人的阴谋，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逻辑。站在历史大视野的高度看是弯路，身处当时的人觉得是光明的坦途。
何方在革命队伍里奋斗了60多年，1999年离休。为了解答“何方之问”，他离休后开始学习中共党史。这一学习非同小可，学出了誉满中外的《党史笔记》。还有《何方自述》、《何方杂谈》，厚厚两大本，沉甸甸的。何老的著作我没有读完。如果读完了，也许能找到“何方之问”的答案。在读完何老的著作以前，我不揣冒昧，对“何方之问”试作回答，请何老及各位方家指正。
人类文明的两条平行线
人是万物之灵，又是一种非常复杂的高级动物，他自私、贪婪、残忍、淫荡，而且无休无尽，在这些恶劣的方面远远超过其它高级动物。但人有同情心，有关爱心，有自尊心，有思辨能力，这是其它高等动物不能企及的。所以，有人说人类“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的说法是：“人半是天使，半是野兽”)。
人类的精英们一直想方设法抑制人的魔鬼性，因而出现了种种宗教，种种学说。然而，在这种种宗教、种种学说之间的斗争中，人类的魔鬼性表演得更加淋漓尽致，那些执行抑制人类魔鬼性的精英们，自己常常变成了更加可怕的魔鬼。
人是社会动物，如果没有社会，单个的人是无法生存的。如何把既具有创造性又具有魔鬼性的人组织起来和谐相处?组织社会生活需要权威。然而，控制众人的权威如果得不到控制，就会变成力量强大的魔鬼。
人类是智能高度发达的动物，正是智能的创造性才使人类社会从茹毛饮血发展为现代文明。作为创造性的本源是每一个人的脑力和体力。但是，人的创造性冲动常常与其魔鬼性相伴生。如果在抑制人类的魔鬼性的过程中，同时把个人的创造性抑制了，人类社会就会出现停顿甚至倒退的危机。如何既抑制魔鬼性，又发挥其创造性，也是千古难题。
人类对上述难题进行了漫长的探索。人类社会发展到近代，距今几百年前，对上述千古难题的探索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是由于个人主义的兴起，工商文明的发展，从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理论。梁启超敏感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引述了颉德(即英国哲学家基德，著有《社会进化论》)的话：“今之德国，有最占优势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即马克思最早汉语译名)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尼采的早期汉语译名)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强者所压伏;尼志埃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少数之优者为多数劣者所钳制。二者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2]。
这“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两大思想，使得人类对千古难题的探索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理论和实践路线：
第一条线：集体主义-行政整合-国有经济主导-计划经济-专制政治-封闭社会;
第二条线：个人主义-契约整合-民有经济主导-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开放社会。
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两条平行线。这两条平行线不能交叉，却相互感应，在感应中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对方积极因素。在这两条平行线之间，因专制程度(自由程度)不同，有一个广阔的过渡地带。
这里说的个人主义不是利己主义。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相对应。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相对应。个人主义强调每一个人生而有之的权利，就是把人当作人来尊重，在他自己的范围内承认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无上的。个人主义和利他主义相结合，是西方文明的根基，也是产生于西方文明并促进西方文明的一切道德学说的核心。波普尔认为，“在人类道德的发展历程中，还没有其它跟它一样如此有力的思想。”[3]
第一条线，集体主义思想源远流长，从柏拉图到马克思;专制制度漫长悠久，从秦始皇到毛泽东。从人的生理本源上看，专制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人的动物性。看一看某些具有社会性动物的情况就可以知道，它们的领袖取得权力靠的是强力征服，维护权力靠的是强力镇压。其征服和镇压是极其残酷、极其血腥的。猴群如此，蜂群和蚁群也是如此。随着人类的进化，人性的成分逐渐增多，动物性成份逐渐减少。政权更迭方式和执政手段逐渐人性化，专制制度逐渐被民主制度取代。
第二条线，以维护个人权利为基本原则的那条线，在专制的压制下是微弱的，不成体系的，潜伏的，但不绝如缕。中国春秋时代的杨朱学说是否属此?需要论证。这条线到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出现以后才凸显出来。
然而，两三百年前出现的市场经济制度(知识分子把它称为“资本主义”)是粗糙的，野蛮的。它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危机。一是贫富悬殊，工人阶级贫困化，造成了尖锐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二是个别资本家占有巨额的生产资料和完全放任的自由经济造成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从而引发社会周期性的动荡;三是人和人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谎言和真理，泪水和微笑，良心和尊严都可以变成商品出卖。金钱淹没了真理、正义和道德，埋葬了融洽与和谐。这些危机造成不停息的社会动荡，造成不停息的冲突和战争。
因此，文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都用各自不同的理论武器进行了深刻而尖锐的批判。他们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源泉大多来自古已有之的集体主义思想。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的前后，产生了空想社会主义。所有的社会主义学说都认定私有财产是万恶之源，都主张消灭私有制，取消商品、货币，采取直接分配。其中，莫尔的《乌托邦》描述了诱人的前景。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全盘接受了从莫尔到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想的核心部分：消灭私有制，消灭商品经济，消灭货币。连他的关于“用黄金修建厕所”的说法也是抄自莫尔的《乌托邦》。这些核心内容是否可行，怎样实行，实行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等，他没有进行科学分析。但是，他对道德制高点的占据和严密的叙述逻辑征服了很多人。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得消灭私有制。“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4]
消灭私有制以后人们就可以自觉地进行计划，自觉地保持经济的比例关系，经济危机就会消除。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后，就可以取消商品生产，不需要价值规律来配置资源，而是实行全面的经济计划。“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将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几万万人遵照一个指令工作的大机器”。[5]
后来的实践证明，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缺陷是，在资源配置上用人的主观判断来代替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计划指令是一连串的错误指令。每隔几年就不得不通过“经济调整”来纠正错误，而每一次“调整”都是一次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每一个劳动者，每一家企业，都是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没有自由活动余地。首创精神被压抑，进取心和奋斗精神被挫伤，智慧和才能被窒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被扼杀。一面是空前巨大的浪费，一面是经济发展动力的枯竭，匮乏和贫困也就必然。
既然全社会按照一个指令工作，就得有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长官的指示就是命令，计划就是法律，不同的意见就会被当作“杂音”和“噪声”加以消灭。所以，计划经济体制和民主不相容，和计划经济体制相匹配的政治制度是极权制度。社会财富的国有化必然导至思想的国有化。而思想一旦国有化，一切具有个性的思想都会被彻底格式化。哪里存在着一个凌驾一切的共同目标，哪里就没有个人的行动自由和思想自由。
计划经济的实施取决于权力。权力也需要计划经济。罗素说：想按照单一计划来组织社会生活的那种愿望的本身，基本上来自对权力的要求。[6]为了实现计划经济，必须建立无所不包的、前所未有的巨大权力。在计划经济制度下，权力扩张到所有的领域，国家吞噬了社会，行政权力支配着一切人的行为，控制着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
马克思也曾主张人道主义，也曾主张个人自由。但是，一旦消灭了私有经济，一旦实行计划经济，他对人道和自由的承诺只能是画饼。他的经济思想否定了他的伦理思想。
中国人的选择
为什么中国没有选择西方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却从苏联那里接过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上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之路呢?这不是少数精英的主观选择，而是历史的机缘。
首先，西方思想是和毒品鸦片同时进入中国的，是靠洋枪和大炮打开国门的，是与割地、赔款的耻辱和圆明园的废墟相联系的。这些，势必在中国人中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在西方野蛮性的市场扩张和两种文明冲突中，强者一方采取了令人遗憾的血腥、残暴、掠夺手段，当时的中国人感受到深重的民族危机。在列强入侵面前，势必民族独立压倒制度创新、主权压倒人权、集体主义压倒个人主义。
其次，中国专制制度统治的时间太长，中国没有像西方产业革命以后的那种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在英国，16世纪资本主义就有相当的发展。而近代中国，专制制度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民间经济没有发展的余地。在封建专制挤压下，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十分困难，当然也不可能出现民主制度的主体阶层――中产阶层。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因。儒家文化“重农抑商”，把商人视为“四民之末”，市场经济是重商经济;儒家文化强调“修身”，西方文化强调个人自由。诸多方面的原因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不易吸收英美文化，而便于吸收马克思主义。长期的专制制度造就的政治文化土壤，对西方民主制度有一种自然的排斥，而来自苏联的专制主义有着较多的亲合力。
第四，20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本身并没有很大的吸引力，世界大战，经济危机，工人失业，贫富悬殊。而社会主义的苏联，弊端还没有充显露。当时，苏联和美国比较，似乎显出更多的优越性。1929年经济危机时，不少西方知识分子也赞扬苏联的制度，欧美很多多知识分子当时是向左的。这种情形，对正在选择制度的中国显然会发生影响。
对于长期抑郁在儒家文化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马克思主义无疑是一股沁人心肺的新鲜空气。它那广阔的视野、深邃的思想和严密的逻辑，使他们看到了远比儒家学说所描绘的更加明晰、更加精确、更加可信的图景。这个图景不仅有理想的魅力，有扶贫济困的正义之光，还给除统治者以下的各个阶层以巨大的利益诱惑。仅这些就会吸引众多的人为之奋斗终生。
这样，王权专制的传统内核披上引进的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堂而皇之了登上了中国的政治殿堂。近百年来，前仆后继的革命志士，他们为民主、自由而欲血奋斗，造就的却是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权的制度：苏联的专制和中国王权专制的叠加。
于是，就出现了何方所说的：“越奋斗，离民主、自由、博爱、平等越远，甚至走到了它们的对立面。”
这一切，都是在似乎合理的历史逻辑中发生的。
我不怀疑革命者的真诚
毛泽东这一代共产党人的理想是，通过政权力量的强制，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人人平等。他们描绘出了人类最美好制度的图景。为什么他们所建成的制度和原来的理想大相径庭呢?哈耶克在他的《通向奴役之路》这本书中，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深刻的回答。我不再重复他这本书的内容，我只是想说，我并不怀疑开创者的真诚。他们中很多人也许是想救民于水火的仁人志士。但是，他们宣传共产主义理想的时候、开始用这个理想建造这个制度的时候，不会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人的认识是有限的，有限性表现在以下方面：
制度是人和人的关系，也是个人和整体的关系。通过制度把单个人的活动连接成整体。但是，连接整体以后所导致的结果，任何个人凭着有限的知识和观察，是不能预知的。这像数学中的“有限”和“无限”的概念一样，在“有限”中得出的正确结论放在“无限”中有时是不正确的。这是一。
制度是千百万人共同建造的，但是，建造的过程并不是完全遵循建造者的意愿，它要因袭原有制度的遗产(现代语言称为“路径依赖”)，它还要受到种种外力的影响。一种“理想的”制度建成以后，建造者会惊奇地发现：“竣工验收”的成果和“设计图纸”大相径庭。这是二。
第三，从理论上说，制度是为人服务的。但是，一旦制度建立起来以后，人们都要受到这个制度约束。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制度本身的力量(制度的逻辑力，制度的惯性力)又迫使制度的执行者做出“不得不做的事情”。做出这些事情的后果是与制度建造者的最初愿望有时是相悖的。
企图利用国家的行政权力实现社会平等这个共同的的崇高理想，政治权力必然驾临在一切个人意志之上，驾临在一切社会力量之上。祸根已经包含在“创造平等”的行政力量之中。哈耶克说：“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7]中国人经历的情况正是如此。
“何方之问”是世纪之问，需要写一部巨著才能回答。以上几千字是我对“何方之问”的粗浅试答。我其所以敢拿出来，是抛砖引玉，是期待何老有更多的作品问世。何老这一代人能够回头(他们晚年不仅自己的“小河套”回流，也尽力拉动中国的“历史河套”回流)，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答案。而他晚年的反思著作更是弥足珍贵。现在有很多学者研究“何方之问”，他们取得了喜人的成就，但在一个重要方面无法与何方老的反思作品相比：何老的著作是他亲身经历的体验，是“有体温”的，没有主观臆断，是历史逻辑的演绎，是令人信服的。何老的著作没有停留在经验层面，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他对几十年的经历的反思，经过了理论思维的提炼，具有理性的深刻。
2011年10月19日于何方住所
[1] 《何方自述》，前言，第2页。
[2] 《饮冰室文集》之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86页
[3] 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一卷，202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65页。
[5]列宁：《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7卷第78页。
[6] 伯特兰.罗素：《科学的前景》(1931年)第211页，转引自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王明毅、冯兴元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38页。
[7] [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F.A.Hayek)著：《通向奴役之路》，王明毅 冯兴元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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