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年底突击花钱”并非疑难杂症，问题只有一个——谁来做？政府自己吗？好像不可行。靠媒体的舆论压力？似乎成为每年年底的保留节目，眼看已经失去眼球效应。那么靠立法吧——此话一出，地球人都笑了。如果立法能约束权力，中国早就成法治社会了。
经济观察报 张凯欣/文 白天开会，晚上在房间写稿。偶一转身，看见了茶几上剩下的一只鸭梨。会议举办方每天早晨在房间放置三个水果，准时如仪。尽管此时没有吃的欲望，脑子里却有一个念头划过：吃掉吧，否则的话，明天就不会送来三个了。随即哑然失笑，此种心态，与自己正要开笔写的主题——政府部门“年底突击花钱”中主角的心理，不正是同调吗？
政府并不抽象，它由与我们每个人一样的人组成，有欲望有自利心，有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冲动；政府也不是天然的道德楷模，它会行善也能为恶。在没有有效约束的情况下，政府的行为更可能倾向于朝着自利、为恶的方向发展。其中道理，早被古今中外的智者洞悉，而我们也耳熟能详——从善如登，从恶如崩，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有此常识，对于最近爆出的政府部门“年底突击花钱”新闻，自然不会感到意外。何况新闻报道中要素齐备，有湖南商人陈荣在微博上爆料在先，随后有记者采访省文化厅财务负责人于后，坐实了起码省文化厅突击花钱之事属实。而在湖南个案之外，更有许多事例，证明年底突击花钱，在各级政府部门中并非鲜见。“年底突击花钱”也并非疑难杂症，对于其成因、解决之道，从专家到公众，从媒体到政府，都有非常丰富而具建设性的意见。其中，呼声最高也最熟悉的，是要求建立“阳光财政”，让财政报告全透明，形成以纳税人个人权利主张为模式的约束机制。
更有专家指出，在预算形成、执行和监督方面，可借鉴美国联邦财政所秉持的公开性原则。根据该国法律，预算过程的整个日程、行为主体、行为内容和行为都要明确公布，使公众可以了解预算过程的起始及相应的官方行为，并据此决定自己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这一原则的实行，将有效打破对预算案的保密习惯，让阳光财政落到实处。
想法都很好。问题只有一个——谁来做？政府自己吗？好像不可行。“三公”经费的公开，在中央政府部门这个层面都拖拖拉拉，还有一些部门以国家机密为由拒绝公开，更有一些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部门，其预算媒体连提都不能提。四川巴中白庙乡去年“裸晒”账本，一时成为新闻，可这么好的榜样，并没见各级政府积极跟进学习。相反，在阳光财政的道路上，退步的动力似乎更强大。2011年2月，曾经公开了114个部门的预算的广州，只有21个部门还在公开，其他的又回到老路上。
靠媒体的舆论压力怎么样？近年来媒体关于预算公开的报道不可谓不多，既有正面典型案例，又有国际先进经验介绍，真是苦口婆心，可惜收效不彰。“年底突击花钱”的新闻，似乎成为每年年底的保留节目，眼看已经失去眼球效应。
那么靠立法吧——此话一出，估计地球人都笑了。如果立法能约束权力，中国早就成法治社会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立法工作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律法规相继制定、施行，使得约束监督权力的法律体系日臻完备。然而现实是，权力不受约束的情况并没得到根本扭转，倒是政府部门的修辞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请看在国务院规范“三公”支出征求意见稿中，对“公务出国”所做的规定：“政府各部门不得安排无实质性内容的一般性考察和培训”——有哪一个部门会承认自己的活动是“无实质性内容”的吗？
问题似乎陷入了无解之境。不过，希望总在。它在每个中国人自己手上。上个世纪初，罗素来华时，曾经说过，中国到自由之路，需要5万名合格教师，5万名合格律师，5万名合格医生等。非常数字化，似乎复杂问题简单化了。其实不然。社会进步缓慢，往往是要求进步的人群在数量上还没有取得优势的结果。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像“刁民”吴君亮那样，看着权力的眼睛，大声说出：拜托，请别突击花我的钱！我相信，情况一定会不一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