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点-京城偶寄】异国眼睛与普世情怀

(2011-11-28)

早报导读

● 韩咏红

  我母亲从小学五年级就被她们的学兄学姐拉去校友会活动。西山校友会当年很活跃,我母亲经常很自豪地跟我说,他们筹义款,修桥修路,开设识字班给贫困失学的小朋友,做的尽是帮助穷人,服务大众的事。

  1940年代,母亲生长在新加坡三巴旺的乡村,外婆与外公替英国人打工,胼手胝足养育7个子女,如果放在中国的语境里,他们该算是偏远地区的穷人。母亲也常说,外婆坚持让7个子女都上学,而且其中4个儿子都考上了大学,简直是奇迹。最近回家,母亲又告诉我新的故事,原来大舅当年考上南大数学系,4年里不曾买一本教科书,都是跟同学借书抄,就这样毕业时还考到第15名。

  就是在那样艰难的环境里,他们姐弟们到校友会参加和组织活动,卖劳力的不少,可从来没有贪图集体的一分钱。

  贫穷,对社会不公的敏感,以及战后的亚洲独立浪潮与社会氛围,使来自中国的革命理想、集体主义思想成了他们的精神食粮,给了他们力量。他们学习叫人向上向善的道理,没法很好区分其中哪些是意识形态宣传。记得母亲从前也跟我说过,她中学的时候就上台演过话剧,我用激将法问她,真的,你演出过什么?

  她提高声量说:“我演一个伟大的母亲,为了掩护游击队,宁可让自己生病的儿子给日本军抓走。”

  我有时候会故意探听父母当年的生活,好奇他们怎么接触到中国式的革命思想,怎么受到感召。这几天回家又听她说了,等她上中学的时候,看到校友会很多学长口袋里揣着毛语录、小红书,天天念。“都是在黑市偷偷买的,价钱比原价贵5倍!当年的学生为了买书可以不吃饭。”父亲说着,从书架上找出两本小红书展示给我看,打开第一页就有敬祝XXX万寿无疆一行字,是中国输出革命时代的典型产物。

  那是曾经发生的纯真年代,有一些新加坡青年学生,接受了他们也似懂非懂的唯物史观,信仰了“为人民服务”人生信条,也接受其中的领袖崇拜思想。但里头没有一分功利的目的性,纯粹只是想为社会不平而鸣,用年轻人的纯真为社会做出些许贡献。

  一个人成长经历对他后来看人看世的影响,确实有关系。因为家庭的关系,我从小就隐隐约约被灌输为人民服务、反抗不平等的思想观念,但我很幸运地不必亲身经历同一套政治理念衍生出来的惨烈政治斗争,包括文化大革命等等,因此对于现今许多中国青年都已全然不信甚至不屑的理论,始终有份好奇与平和心理。当然,1980年代描述文革浩劫的伤痕电影、伤痕文学,我们看得也不少,对于文革,我很不明白现在怎么会有人怀念?

  22年前的6月,我们高中100多个同学去露营,营火晚会前突然有学长说:“听新闻”,大伙儿突然鸦雀无声,气氛变得沉重。很多年以后我仍然清楚记得那天严肃的氛围,同学凝重的眼神。我想生活在狮城,年少的我们其实并不真了解另一个国家年轻人的诉求代表了什么,也不是混淆了认同,而只是抱着很简单的出发点:我们都是学生、都比较纯真,比较理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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