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中美关系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诸多美国跨国公司巨头相继从中国市场撤出。中国方面只承认美资有撤出的，但不承认撤资“成潮”。美国波士顿企管顾问公司（BGG）发布的研究报告《美国制造归来》（Made in the USA, Again）指出，中美生产成本差距缩小，美资企业已从大陆撤离回流到美国，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已变身成为美国制造（Made In America）。
中国市场已成美资眼中“鸡肋”
这里需要先对中国商务部公布的外商投资增加的数据作一解析。北京一直宣称外资还在持续增加，2011年1-9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407家，同比增长6.24%；合同外资金额1778.67亿美元，同比增长16.85%；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66.79亿美元，同比增长16.6%。如果仅看这些数据定会产生误解，即中国还被世界跨国公司视为投资宝域。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上述数据包括来自维尔京、开曼群岛、萨摩亚、毛里求斯和巴巴多斯等自由港的对华投资。维尔京、开曼群岛、萨摩亚等地正好是中国资本外逃的中转站和洗钱天堂。来自这些地方的所谓“新增对华投资”，其实只不过是中国人和中国公司在这些洗钱天堂漂白的资本回流。
早在四、五年前，美欧众多跨国公司就已经公开表露对中国投资环境恶化的严重不满。中国美国商会与中国欧盟商会连续三年发布的调查报告，都表示欧美商界对中国的保护性政策越发感到担心，认为它们在华工作的环境在未来几年将会更加恶化。外资的不满集中在三点：一是知识产权得不到保护，新规定迫使外资企业将业务和技术诀窍转让给中资公司，以换取市场准入。二是政府采购规定有失公平，在华经营的外资公司“期望在公开招标中获得平等对待”。三是中国对外资企业并购采取的限制。要成立合资企业，外资方面必须寻找中国公司作为合作伙伴，双方的股权分配只能是一半对一半。在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严重不足，这给外资企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美国政府与欧盟领导层与中国就投资环境进行多轮磋商，但未能有所改变。加之中国大陆近两年面临员工薪资上涨，土地成本增加，以及人民币不断升值等因素，造成整体生产成本大增。美资企业盘算成本之后，认为大陆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已不复存在，于是将企业回迁美国。BGG在《美国制造归来》中预测，到2020年将有15%针对北美市场的美国企业从中国回流到美国。前不久，福特汽车公司宣布把1.2万个工作机会迁回美国，并将在美国投资160亿美元，包括62亿美元用于购买和升级在美工厂的配备。BGG高级合夥人希尔金（Harold L. Sirkin）指出，未来五年在美国一些地区制造的商品，生产成本将只比大陆沿海城市略高5%至10%。成本缩小的同时，美国的生产效率更超过大陆。
高盛从急欲联姻到绝袂离婚
撤资的不止产业界，还有金融业。最近几个月，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和高盛先后结束与中资银行的联姻。在它们采取行动之前，美银（Bank of America）和美林（Merrill Lynch）将其拥有的中国建设银行的10%的股份出售了大约一半。在所有美资的撤资当中，高盛的退出具有标志性意义。就我所知，高盛曾绞尽脑汁希望在中国扎根，为此充当了中国金融业最踊跃的战略投资者。为了获得北京青睐，高盛曾投入巨额公关费用进行巧妙的公关。这些公关手段当中包括采用北京最喜欢的手段：即帮助中国在国际社会宣传。那本罔顾事实、竭尽吹捧之能事的《北京共识》（2005年），就是美国高盛公司的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 （Joshua Cooper Ramo）执笔写成。这个报告不仅将中国这种罔顾社会公正与人权、严重透支生态环境的经济模式，说成“以平等与高质量的发展为其特点”，是“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的发展模式；还说“北京共识”包含的许多“非经济理念”（即“专制极权政治＋市场经济”的政治理念与价值观）不仅值得发展中国家仿效，还将在全球范围内取代“华盛顿共识”。这种有点无耻但很有效的“公关”方式其它外资银行亦曾广泛采用，2004年在英文世界里发行并获得关注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作者就是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的花旗（银行）集团的执行董事库恩。这位既非传记作家，也非记者，更不是中国问题专家的金融界从业者，亲自捉笔写就这本传记，其公关意义自不待言。
花费如此投入公关而进入的市场居然被舍弃，只有傻瓜才会将这一信息解读成是出自于自身的困难。只能说，这些银行已经看到一点：中国市场的前景晦暗，该是全身而退之时了。
跨国公司：北京游说美国的重要盟友
这些对美国政界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跨国公司退出中国，意味着联系中美政治经济关系的重要纽带已经松动。以往的岁月里，由于在华投资的广泛利益，这些跨国公司一直力主中美友好，是美国政商两界“拥抱熊猫派”的主要社会基础。
多年来，跨国公司为了实现和保障在华投资利润，对国会进行了大量游说。它们在华盛顿有专门的游说人员，还结成了同盟。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他们热衷于呼吁美国政府无条件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面对中国恶劣的人权状态与专制政治，他们游说国会的主要理由是，“中国正行进在接近西方民主的改良之路上”、“经济发展将会促进中国的政治改革”、“网路普及将给中国带来新闻自由”等等。这些游说活动中有几项让中国政府受益匪浅。例如，2000 年美国国会对中国最惠国待遇表决之前，波音等美国数百家跨国公司结成团体，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游说行动。参与人员包括各公司的政府关系专家、行业联合会的游说机构以及共同雇佣的专门游说公司。在近一年时间里，他们举办大量讲座和会谈，向国会灌输开放对华贸易将会给美国企业带来的巨大商机的理念，最终获得成功。这次集体游说总共花费1.12亿美元－－此前，美国商界集体行动的最高纪录是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游说，总额也不过3,000万美元。2007年美国出台《对华出口和再出口管制政策的修改和澄清及新的授权合格最终用户制度》，增加了47项出口管制产品，但最后促使美国减少管制产品的不是中国政府的抗议，而是美国的跨国公司波音、联合技术等企业的游说。
美国跨国公司对中美友好所做的贡献，中国政府基本不会公开承认。但北京心知肚明，尽管北京曾聘请20多家专业公关公司为其在美国游说，其效果却远不如这些在美国本土政界拥有盘根错节关系网络的跨国公司。当美国金融产业界与中国的紧密联系松动之后，中国与美国在地缘政治上的矛盾、以及中国与国际体系、中共价值观与普世价值的内在冲突等各种因经贸利益而被强行压制下去的摩擦性因素就会日益突显。
无疑，中美关系面临新变局。从目前的状况来看，美国对此似乎已有心理准备，中国方面明显准备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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