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_郑文 北京报道 南都周刊2011年度第46期
资中筠，1930年6月出生,1951年清华大学西方语文系毕业。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学术专长为国际政治、美国研究。2004年获“资深翻译家”称号。 摄影_刘浚
1947年，17岁的资中筠表演钢琴独奏。
1985年，资中筠在中科院美国研究所。
1986年，资中筠在清华大学静斋。
八十一岁的资中筠仍然思维清晰，表达通畅。从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退休后，她笔耕不辍，将经历抗战、内战、建国、“反右”、“文革”、改革开放至今的所思所感沉淀下来；又奔走呼告，不断重复启蒙与普世价值等话题，期待中国建立一个更为清明的正义社会。
冯友兰的女婿蔡仲德曾概括冯一生的思想轨迹—“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跟那个年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资中筠的思想演变路径同样应和此三部曲，折射出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对知识阶层的反复塑造。
曾经也是主动接受思想改造、受“慎独”驱使烧掉青春纪念册、下放干校饿到浮肿依然坚定信念的理想主义者。如今，年纪越大，资中筠反而越不能淡泊，因为被“太多太不像话的事”推动着，从而不断发声。
在目睹父亲以及老一辈知识分子的种种苦难，乃至他们对残酷近乎荒诞的承受力后，她感慨于“为国家与民族复兴油然而生的欣悦，一度遮蔽几代知识分子的理性探索之光”。
想通了父辈人的命运，才想明白自己曾经有过的愚昧，何以发生，何以解脱。满头已爬满银丝的她，说起年轻时的理想，依然有不改初衷的执著。理想不曾褪色，人生际遇却让那份理想主义情怀增加了许多无奈。
理想主义者
资中筠年轻时所接受的教育，令小她一岁的袁伟时很羡慕。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天津发生水灾，读高小的资中筠随家人避到上海舅舅家，融入一个济济一堂的大家庭。正是豆蔻年纪，她躲在阁楼上“如痴如醉”通读巴金的《家》，为主人公受封建礼教摧残致死而义愤填膺。
但“封建礼教”背后也有辐射中国读书人一生的精神传统。资中筠自幼秉承古典家教，熟读《论语》、《孟子》，像“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自反而缩，千万人吾往矣”等训诲，早就在精神里扎根。
资中筠曾戏称自己这一代受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这令她有幸赶上了公民教育的末班车。自小学的“公民”课起，要学习现代公民社会的基本观念与行为规范；中学的英文课上则朗诵《独立宣言》。
如今社会上再度提倡回归传统道德，大讲忠孝节义，甚至要求小学生诵读《弟子规》。对此资中筠放言：“我们现在的制度和政策是逼良为娼的，老是做好事得不到好报，走邪门歪道容易得到好处。提倡回归传统道德，不要普世价值，这个属于有害的。我们现在正好就是需要普世价值，应该进行公民教育，了解现代的公民应该有什么社会义务和权益。”
对资中筠来说，古典传统教育凸显了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真理与独立人格的传统，与普世价值倡导的民主、自由、平等并不矛盾，合为她幼年教育的“底色”，也成就了其理想主义情怀。
柴米油盐风花雪月的牵挂，在资中筠看来是“挺没有追求的事”。供职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父亲与读过新学堂的母亲，也都敦促女儿以读书为主业，戒做纨绔子弟。
1948年，资中筠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当时清华文科尚未分离出去，资中筠有幸得钱钟书、杨绛等名师授课，后甚至指导毕业论文。
那时适逢国共内战酣热，校园里流行着“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书桌了”这样的热血呼告。而资中筠的父辈人有感于国民政府的腐败，对共产党主政的新政权充满期待。1949年之后，一代人追求国家解放和民族独立的理想得以实现，对未来充满热情。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沸腾的同学们以各种方式献出衷心：有人毅然投笔从戎，报名参军；有人写下血书，动员同窗奔赴前线。
经过了那段硝烟岁月，资中筠很是瞧不上现在校园里流行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是最容易煽动的一种情绪，媒体特别是《环球时报》、电视上的一些军事节目，简直说得像就快要打仗了。年轻人血气方刚，有一点民族主义情绪问题本来不大，但拿这个东西来转移对真问题的注意力，来对抗普世价值，就不好了。现在缺乏任何精神上的凝聚力，唯一可以动用的就是民族主义。这是虚假的，要真的一旦打仗，要他牺牲，他一定不去。”
1949年之前，安于书斋的资中筠本没有参加任何地下党活动，但随后校园里的波澜终于令埋首故纸堆的她，无法安于筹备毕业论文的课业。父亲资耀华衷心拥抱新政权，也劝她“在政治上求进步”。
作为班长，资中筠做了三件不逃避、相反还很“进步”的事。先是代表全班向系主任请愿，要求取消毕业论文，让同学们有更多时间投入社会活动。幸好碰了钉子，这竟成“文革”结束前最后一届做论文的文科毕业生。
在一个“太阳和国旗一同升起”的清早，资中筠发起全班女生爬到教学楼顶，在红旗下宣誓“把一切献给祖国”。当时与她共同起草、宣誓的，还有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后来，资中筠又在全校大会上表态，坚决服从全国统一的毕业分配。
受局势熏陶并沿袭父辈人理想的资中筠，不知不觉中滑向了理想主义的另一端。“在一定情况下，特别是年轻时，总有这么一种追求理想的内心的推动，容易走极端，也促使我后来在愚昧时期愚昧到这样的地步。”
与资产阶级父亲脱离关系
反帝反封建，打倒国民党与官僚资本主义，追求民主自由，实现现代化发展。欲从频仍战事中解脱、实现国家独立的知识分子与青年人，普遍接受了这一套新颖、完整的思想体系。
1949年冬天，清华学生曾到海淀农村参加土改复查。资中筠深为农民的穷困生活状态震惊。书斋生活并未给予她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在与现实的强烈反差中，挑动了那根“担当”的神经。资中筠决心以新的意识形态好好改造自己，却料想不到随即而来的“改造”彻底影响了她的生活。
毕业后，资中筠被分配到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工作，很快被卷入“三反”、“五反”运动中—任上海银行总经理的父亲资耀华由“民主人士”打成“大奸商”、“里通外国”。
资中筠在单位里被一再教育，组织要求她揭发父亲，但她对父亲工作方面的事一无所知，家中也一向拥护共产党，“从来没说过反动话”。
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故意与父母疏远，向组织交出了全部家信，甚至不再来往。想登报申明与资产阶级父亲脱离关系，却未被组织批准，“不符合政策，也解决不了思想问题”。“那时候特别天真，觉得应该表里一致，不能在单位、在机关说划清界限，在家里又和他们聊家长里短、嘘寒问暖……”
历次政治运动的松紧，成为靠拢无产阶级、力求思想改造的资中筠与“资产阶级”家庭联系的晴雨表。为了实现工农化，不做“共产主义壮丽事业”的外人，资中筠在历次改造中都全面检查自己的思想。
“以后回头看，有些事是非常不对的。但那时候做这些事的人，有很多不同的动机。有的人确实很坏，卖友求荣，但有的人是真信。”多年后自省这一生之悔，资中筠想到了《牛虻》。牛虻信任神父，向神父坦白，却因而出卖了同志与革命。
在袁伟时看来，中国知识分子受儒家三纲影响，包袱很重，难以从对上服从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从人民转变为公民。多年后资中筠也深刻自省“士”之“道统”与“家国情怀”。
资中筠中学毕业时举办钢琴独奏会的纪念册，并未成为令她受批判的把柄。但出于君子“慎独”的传统训诲，为了“早日完成脱胎换骨的转变”，她毅然将纪念册及照片付之一炬。
资中筠庆幸自己在“思想改造”中的坦白揭发，不曾让什么人特别受罪，“但不见得那种心境下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
1956年后，资中筠与丈夫陈乐民因公派驻维也纳三年。后适逢“大跃进”运动，国内大炼钢铁。“我们很遗憾不能参与，将来共产主义建设成功了，少了我们的参与，觉得非常遗憾。”到1959年，听说国内物资匮乏，两人又坐不住了。“我和陈乐民以及另外一位年轻同事，一同向领导申请调回去和祖国人民同甘共苦。自己这个时候在国外养尊处优，吃那么好，心里非常不安，这是非常真诚的。”
因“中苏关系恶化”回国后，陈乐民一度饿到浮肿。而资中筠产假未满便再度因公出国，靠着父亲作为“糖豆干部”的特供，才让女儿喝上了牛奶。尽管如此，没有人问过“为什么”，“只觉得跟大家一块挨饿比较安心……”
“文革”期间，全家下放五七干校，资中筠觉得不可能回到城市，只想赶快忘掉脑袋中的资产阶级知识，转而在河南农场里认真学起科学种田。
信与疑
“四人帮”风雨如晦的日子，但凡保有良知和清醒的知识分子均“意有所郁结”。资中筠通读了《史记》，在失意历史人物的孤独中找到共鸣。
幼年熟读的《论语》遭到批判，韩非子反被推崇，接受改造的知识分子在工厂里注解着四书五经……当荒谬情境笼罩全国以后，发生思辨的时机到来了。
以彭德怀为首的少数“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早被上面压了下去。到“文革”时，在一切领域内实行专政，国家的逻辑发生了质的变化。林彪事件以及后来“批邓”的反复，终于让宁愿饿死也不失节、不肯吃“挖社会主义墙角”鸡蛋的资中筠感悟到，“它的逻辑太荒唐了。”
从庙堂之上到阶下囚，从“接班人”到“反革命”，不过是朝夕之间。更可怕的是，姚文元报告毛主席的读书心得里，《史记》、《天演论》、《五灯会元》等，资中筠全部看过，“不至于全国人民就有一个人替大家看看书，完了以后还要最高领袖批示说，你这几本书学得很好。当时突然有一种滑稽感，觉得很不应该，很不敬。”
资中筠不敢说、不敢写，只好选择“腹诽”。她曾读到遇罗克的《出身论》，内心赞同却不敢表达。遇罗克被判处死刑后，资中筠内心仍有害怕—幸好没说，不然的话，“我不也可能被枪毙了？”
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资中筠调回对外友协主管对美工作，曾接待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面对国际友人对中国的疑虑，资中筠极力帮助她认识当时的“大好形势”。当时正是一段反“极左”的喘息期，周恩来“解放”了一批老干部，气氛似有缓和。然而林彪事件后，为了批判周恩来，竟搬出本不姓“周”的周公。知识匮乏与逻辑荒谬，令资中筠深感这出荒诞剧已经乱了套。
解冻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四人帮”解体，以及针对“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的讨论，为资中筠等带来希望。
有感于国内的“复苏”气象，阔别钢琴廿余年，资中筠的音乐弦也被唤醒。1981年，她托人买到一架钢琴，重拾旧好。此前她申请调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以读、写为业。上世纪五十年代曾为领导人做翻译的经历，并不符合她“出世”的本性，“兴趣索然”。
1982年，因发表《中美关系中台湾问题之由来》一文，得中国社科院院长李慎之欣赏，便调到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先后任副所长、研究员、所长。
在美国所期间，尽管曾就台湾问题，向政府决策层提过一些建议，但资中筠一直不希望社会科学完全成为政府的思想库和智囊。资中筠在国际政治与中美关系方向、陈乐民在欧洲问题方向，均旁涉中西历史文化，从人类文明的视野出发去考察、理解。
启了又蒙，蒙了又启
经过“反右”与“文革”期间的迷失，进入八十年代后，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被逐步冲破，市场经济开始不断发展起来，中国知识分子也逐渐从迷思中回归自我。
然而，“又以为新时代要到来了”的喜悦没有持续多久。资中筠认为的中国知识分子“理想主义的最后表现”，很快灰飞烟灭。资中筠时为美国所所长，既要交代自己的思想，又要“领导”清查运动手下所有人的动向。
“我那时候非常痛苦，就下决心不再说违心话了。”但她仍然没有勇气振臂一呼。只能消极抵制，不参加表态会，对所里的年轻人也采取“能保就保，能瞒就瞒”的态度，使所里无人得到处分。很快，她就辞职了。
退出体制之后，资中筠真正实现“我笔归我有”。不但出版《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等专业领域著述，还率先提出了影响学界至今的观点，如美国对外实行霸权，对内实行民主，并行不悖；衡量美国兴衰的趋势不以GDP占世界份额为依据，而是创新能力、对人才的吸引力和全球优秀人才的实际流向等。
她又与丈夫陈乐民一道，从共同的关注与旨趣出发，编撰《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书系等，致力于“传递启蒙的光”，笔耕不辍不外乎讲明一个道理：启蒙就是要回归常识，不是知识分子高高在上向民众启蒙，而是大家互相启发，用自己的头脑想问题，回归理性，回归常识，回归逻辑，“让理性之光照亮为各种专制统治的愚民政策所蒙蔽的心智。”
少女时代曾寄托于家国情怀的“理想主义”，越来越转化为看不惯纷扰社会现象的“欲罢不能”。
知识分子无法达成共识，年轻人正在丧失对诚实劳动促使成功的信心，道德环境逐步受到伤害，中产阶层缺位而精英群体无力推动社会变革，社会固化……最让资中筠忧心的，除了腐败，还有从幼儿园起就“摧毁”人的糟糕教育。
“整个社会系统一方面说要讲道德，一方面把小学生都教成趋炎附势不说真话的人，将来会是什么样？民族的希望只能寄希望于中青年人，希望大家凭良心做事，守住底线，尽量不要同流合污。”
启发明智的工作终日充斥着这位八十一岁老人的生活。报刊采访、启蒙辩会、理想国沙龙、世纪大讲堂……资中筠所到之处，人们看到一个经历过曲折时代而不断咀嚼、反省愚昧的知识分子的坚守。
“中国精英更关心社会改革，但无法参与，说了半天也白搭。”有感于华尔街运动给欧美带来的反思与机遇，反观国内状况，资中筠流露出无奈。“总的说起来是悲观的，但悲观也不是绝望。”
晚年资中筠居住在北京南二环芳古园，家中钢琴上堆一摞贝多芬的曲谱。时常到了傍晚，她独奏“老三篇”《月光》、《热情》与《悲怆》。门德尔松《谐谑曲》、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夹子》等那些年轻时酷爱的轻快曲子，如今已少见于老人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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