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2008年JEBO的论文，“政治科层与政治怠工”。从中译标题几乎看不出任何现实意义。这是因为“政治”在汉语被严重污染，而且“怠工”并未传递这篇论文的主题——如何设计一套制度来防止官员“寻租行为”。不论如何，这是一篇晚近发表的论文，是“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班第二讲的一个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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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套制度的特征是什么？大致而言，我们可以将一切官吏划分为“天使”和“恶棍”两类。在官僚科层的较低层次时，天使官吏远比恶棍官吏廉洁。但若恶棍官吏预期可以通过保持廉洁而升至较高层次时，他们可以克制自己的寻租冲动直到升至较高层次。于是，制度设计的难题之一是怎样在较低层次就分辨出天使与恶棍，提供相容的行为激励，让天使们更多地升至高级岗位而让恶棍们停留在低级岗位。我未必同意这篇论文提出的建议，因为社会情形差异很大。在西方社会，公务员群体里，天使的主要动机是“政治抱负”（ambition），恶棍的主要动机是“私人利益”。所以，制度设计的一个考虑是，让恶棍在低级岗位就有更多的腐败机会，也就是提高他们“隐瞒本性”的机会成本，同时，让天使有更大的激励努力升迁。在这一考虑下，一个良序的政治制度可能允许低级官吏有较大的腐败空间，同时实施严厉的岗位任期淘汰制度（up-or-out），对高级岗位实施以“廉洁”为核心绩效的考核体系，并且，考核的严厉程度正比于岗位的高级程度。但是，官吏制度的设计参量，不能仅仅是区分天使与恶棍。不过，与中国对照着思考，很显然，目前官吏的GDP考核，是一种逆淘汰机制。因为，低级官吏可以通过腐败和寻租活动推动GDP业绩。例如，地方政府可以大兴土木，这些开支都进入GDP统计，同时，政府招标的项目通常是最腐败的项目（这是我们的经验）。所以，GDP业绩越好的低级官吏，如果越有机会升至高级官吏，则整个官僚体制的品格，越久越差，也就是说，充斥着官吏的高层岗位的，长期而言，几乎都是恶棍。这一因素，可能也是中国历代王朝覆灭的主要因素。吏治，汉代以后，没有很出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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