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骥 | 评论(1) | 标签:明朝, 读书人, 复仇, 犬儒, 亡国
在中国繁多的朝代中，明朝是很有特色的一个。打从一开始，它的建立者就与众不同。朱元璋，一个做过农民、乞丐、和尚、流氓、土匪的皇帝，仇恨一切在内涵方面胜于他的人。于是，他给明朝拟定的“基本国策”为：鄙视读书人。朱元璋好鞭杀、廷杖、兴文字狱于读书人是出了名的。
自古中国读书人的精神支柱是“圣人之道”。“圣人”教人“修齐治平”，有担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所以，即便朱元璋无耻地迫害读书人，在他死后，还会有方孝孺这样的“书呆子”，不惜冒被“夷十族”的风险，仍要跟明成祖朱棣作对。
不过，终究无法寄望所有人都像方孝孺般大无畏。自明太祖以降，永乐、宣德、正统诸帝廷杖士人的事情屡见不鲜。所谓廷杖，就是当众扒去裤子，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打屁股，轻则致残，重则致死。不过，对读书人来说，廷杖最可怕的地方不是皮肉之痛，而是精神上的侮辱。在朝廷上，当着自己的老师、同学、弟子的面，露出白嫩的屁股，这是让人无法忍受的。
读书人是智商很高的群体，在皇帝的高压之下，他们很快就能摸到生存的法门。经过明初对读书人的打压之后，至明代中叶，读书人的品质发生了很大变化，“明哲保身”的风气日盛。此时，王阳明的“心学”适时兴起。这种哲学强调“无”的境界，和佛教禅宗如出一辙，恰好方便读书人避世之需。“正是由于明中期这种哲学思潮的演变和影响，使此后的明季学界乃至士风均越走越极端，所谓名士多浮夸侈谈之气，只晓得清谈道德文章，于经世治国只会一句顺天理明道德，逢变就敦请皇帝下《罪己诏》，余则通通一筹莫展束手无策，唯徒呼奈何而已。”读书人渐渐只关注自己的利益得失，趋向于极端个人主义，对国家安危和社稷宗庙采取了一种令人心寒的冷漠态度。
明朝经济其实还算不错。所以，皇帝们基本上也默认读书人追名逐利的心态。他们想，只要读书人不要篡权夺位，养着他们，贪财、怕死等等性格缺陷对政权来说都是“好事”。乃至发生大大小小的党政，皇帝们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插手干涉。他们觉得，用金钱腐化读书人，读书人就会变得更“安全”。
然而，皇帝们却疏忽了一点：他们早已失去读书人的拥护，他们养着的是一群见利忘义的小人；对这群小人来说，除非皇帝们的政权保持和谐稳定，否则这群没有良心的读书人随时都会“弃国而去”。换句话说，读书人正在用一种“犬儒”的心态和行为，对皇帝施行着报复。
终于，“大变局”出现，1644年，李自成来了，皇太极也来了。历任明朝皇帝心中“不喜欢闹事”的“乖大臣”，在清兵入关的一刻，齐刷刷放弃了明朝。他们中，有的遁隐山林做起了“隐士”，如马士英、朱耷；有的则干脆投降清朝，“黄宗羲、张岱在鲁监国政权处境艰难时，转入清方统治区遵制剃头，以‘遗民’自居”。天朝大国，表面上波澜不惊，实则早已千疮百孔，天崩地解，几于一夜。
无论你相信与否，读书人是“最记仇”的一群，无论隔了几代，他们都会复仇。如果你曾经得罪过读书人，他们的怨恨情绪会世代相传；你可以暂时用金钱腐化他们，但是最终会自食其果。《天崩地解》一书给我们的教训是：明朝压迫读书人，就像“蝴蝶效应”一样，蝴蝶一振翅，最终酿成一场风暴。
《天崩地解：1644大变局》，汗青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3月版，￥29.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