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把外地穷人赶出北京是贵人馊主意？

为什么说把外地穷人赶出北京是贵人馊主意？

笑蜀

北京又要赶外地人了，确切讲是赶外地的穷人。用北京市人大调研组的话来讲，叫做“减少对低端劳力的需求。”听起来多文质彬彬，只是“减少需求”嘛，又不是压缩存量，所以没什么攻击性和暴力色彩。实则大谬不然。

“需求”如何减少？北京市人大调研组的具体对策是：“完善低端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退出机制，淘汰一批低端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吸附大量流动人口的小企业等实行强制退出机制，提高各类市场的开业门槛标准。”

这即是说，解决大量就业问题非但不是民营中小企业之功，反而是它们的罪过。这对小企业尤其残忍。无论它们怎样谨小慎微奉公守法，只要它们聘用的“低端劳力”多了，马上就可以一票否决，“强制退出”。

这强制退出该怎么个强制法？想想暴力拆迁中的“强制”，想想访民“被精神病”、“被黑牢”那样的强制，有点点不寒而栗吧？如此推论，我们国家的刑法可能都需要修改，即专门为北京增设一条“北京市企业聘用低端人口太多罪”。当然啰，这样的罪名肯定立不起来，我们国家再多体制问题，也不至于走到这一步，即把排斥弱势族群视为天经地义，甚至不惜为其赋予合法性的地步。

但是，北京市人大调研组正主张这么做。不难发现，在他们的视野中，所谓“低端劳力”无异于过去时代的麻风病人，所以才主张株连企业。对弱势族群的这种公然的歧视和排斥，在任何一个现代文明国家都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如果是官员，会立刻被迫辞职；如果是议员，会立刻被选民炒鱿鱼；如果是学者，同样要身败名裂。但北京市人大调研组却可以那样坦然而从容，似乎根本就不需要考虑这样的风险，根本不以为耻。

显而易见，能提出那样的政策设计，在设计者自己看来，他们当然不属于“低端劳力”而属于贵人了。他们实际上是以贵人身份要求把穷人赶出北京。即意味着在他们看来，北京只能是属于贵人的北京，穷人统统应该哪来哪去，即滚回自己的穷山沟去。他们压根不懂，这样不尊重人，这样公然歧视和排斥弱势族群，那才叫一个低端，即灵魂上的低端。

也许读到这里，他们会不服气，你丫就会骂人。骂人轻松，做事太难。你骂我们不道德，没政治伦理，但实际问题摆在那，北京市人口早就超负荷而且一直减负乏力，咋整？有啥办法？似乎除了他们的弱肉强食的丛林哲学，还真找不出别的、更公正和更人性的选项了。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要解决问题，先要正本清源，弄清北京市人口超载到底是怎么造成的。造成北京人口超载的根本原因，当然不是他们所想象的，外地穷人无能但又欲望高。逐水草而居是人的天性，向往美好生活何错之有？如果现在的北京城不是汇聚了全中国的民脂民膏，因为集全中国的民脂民膏而拥有全中国最好的福利，全中国最好的文化和教育，全中国最好的公共服务，谁吃饱了撑的哪怕举目无亲也要跑北京去？

换句话说，北京人口超载，根本原因是北京占用了全中国最多的公共资源，北京的美轮美奂无不是全国人民支援的结果。但蛋糕总量就那么大，北京切得多多的，其他兄弟必然切得少少的，那么北京跟其他兄弟之间机会的不均等，发展的不平衡，也就顺理成章了。而这种落差越大，就越多人涌进北京，北京的人口问题就会越严重。

资源分配造成的问题，当然只能通过改革资源分配的方式去解决。除了北京跟其他兄弟之间的资源分配更平等，更均衡，其他办法要么隔靴搔痒，要么就适得其反。北京市人大调研组现在提出的政策设计，在我看来就属于适得其反的范畴。想想北京有多少“低端劳力”？几百万不止吧？为了把这几百万京漂赶出北京，请问北京市人大调研组，你们得准备强制关掉多少家民营中小企业？得准备多少警力多少救护车？得预计付出多大的经济和社会政治成本？难道你们还嫌现在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不够激烈吗？你们还以为为了保障北京只属于你们贵人，可以在稳定问题上不计代价吗？

话说回来，这其实也怪不得北京市人大调研组。他们能那样无视几百万京漂以及至少几千万潜京漂，根本原因又在于，庞大的京漂没有多少实实在在的公民权利，至少是在北京居住若干年后，自动成为北京市民、进而成为可以选举和罢免北京市人大代表的选民。既然你对我半点制约都没有，你在我眼里当然就可以等于零。写到这里，就觉得有个好消息来得特别及时，即就在前日，沈阳市刚刚出台新规：不作为人大代表将被辞退或罢免。人大代表岂止不代表所谓“流动人口”，对本土居民都可以不负任何责任。所以沈阳市才需要推出那样的新规。这新规何其好也，何其及时也。如果有一天，这新规的权利主体能扩大到所谓“流动人口”，就更善莫大焉了。到了那一天，像北京市人大调研组出的那样的贵人馊主意，就会真正销声匿迹。

——原载今天《东方早报》，发表时有较大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