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大学往事

    在八十年代初期,有同学看老师，带了一点水果，被其他同学知道，都有些鄙视送水果的同学，认为送水果就是腐败。大学毕业后，读了研究生，我们去看老师，给老师买的还是水果，老师不收，最后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老师收下了水果，条件是我们必须接受老师吃饭的邀请。毕业找工作，给安排我工作的领导送了一套巴金写的《随想录》，领导一看是书，收了。第二天，领导把书钱一分不差地给了我，他是我的系主任，现在退休。那时找工作，一是容易，二是领导们大都清廉，就因为在研究生期间我发了一篇现在人们认为的国家级B类的文章，就找到了工作。

　　八十年代学校基本上是福利分房，校领导有分房的权力，分房的时候开大会，大家一起讨论，领导也有偏向，或者搞点儿滥用权力，给某个不应该得到房子的人分了房子，年轻气盛的我们去找领导理论，甚至拍桌子，把领导气得干瞪眼，后来领导也没有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打击报复。有个别激进一点的，和领导握手时故意手中用劲，把领导疼得呲牙咧嘴，领导也得受着，因为领导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做得不对。

　　那个时候的校领导现在都已退休，他们打着网球，议论着时政，经常谈政治腐败问题，他们说，中国的腐败在国外不可能发生。他们以自己的所见所闻重复着毛泽东所说的斯大林破坏法制在英、法、美不可能发生的事。他们知道他们自己滥用过权力，但他们不贪污，就是住了一个校长应该住的房子，而且还是比较潮湿的一楼。骂过他们的教师、狠狠握着他们手的老师都已经人过中年，教授、博导地当着，原校长们看着，在他们心中燃起的不是对这些不懂事的年轻教师的愤怒，而是对未来学校发展的希望感到欣慰。

　　大学评职称如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老教师也是暗中较劲，互相不服气。他们较在学问上、人品上。我的另一位领导，也是我的老师，一辈子读书，学问、人品都堪称一流，评教授的时候，同事们都让他先评，他让出去了。他说自己学问不好，文章不多，好日子都浪费在“文化大革命”中了，还是让给年轻人吧，让给有学问的人吧。最后，我的老师以副教授的身份退了休。每次遇到他，他都给我讲他研究的心得，问我最近看了什么书，做了什么事，个人的事从来不谈。直到他去世前的最后一个月，还在和我谈中国的政治体制问题，他对中国的政治充满了担忧。

　　国家课题有，课题少，钱也少。教授们不知如何花这笔课题费，课题完成了，经费一分还没花，教授们说，文科课题不用经费也能完成，就是写几篇文章而已，(请原谅我这样说不是对他们的不尊敬，他们就是这样说的)教授们不会因为课题到处找关系，领导也不愿意为教授拉关系，搞现在所说的什么“潜规则”。当时的领导没听谁有什么课题，他们的责任就是把这个大学搞好，在其位，谋其政。在其位，谋其学，是为贼，属于不务正业。

　　系主任只有学问好才能当得上。对系主任的行政能力要求并不是很强。同事对主任的尊重是发自内心的，用政治学的语言就是系主任获得合法性的支持。学校的官本位色彩较淡，没有学问的人当官的可能性小。博导也不多，大都和官没什么关系，有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没有官导。

　　研究问题是自由的。研究问题并没有确定的研究方向，没有学术梯队，没有创新团队，外在的压力不强，每一位老师对什么感兴趣就研究什么。正是这种自由地研究，才出了一批日后在学术界有思想的人。

　　那是一个充满激情和理想的年代，大学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大学生是天之骄子，在吃不好穿不好的日子里，大家如饥似渴地读着书。大学生们知道，这个刚刚从“文化革命”走出来的精神贫瘠的社会需要用大学生们的知识浇灌。

　　八十年代也有不顺心的时候，一个是1983年的反对精神污染，一个是1986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两件事，是那一代大学里老师和学生挥之不去的阴影，好在很快就过去了，因为那个时候有一批如胡耀邦那样具有理想主义的政治家。可惜好景不长，很快就到了那个特殊的日子，以权力为主导的现实主义公开向理想主义宣战，最后的结果是现实主义胜出，理想主义及其理想主义者败北。顺便说一句，在那个特殊的日子，学生们是真诚地反腐败的，体制内人腐败的不多，如果体制内人与体制外人、大学生共同反腐败，共同致力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改革成功的希望还有。就是按着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思路改，政治制度也会向前迈进一大步。 受社会影响，官本位也由此全面地肆无忌惮地进驻大学，学问、品格、学术、课题、教师、学生、教学全都拜倒在权力的脚下，任由权力玩弄和侮辱。

　　现在，一切都成为过眼烟云，感觉如同苏联人当时眼睁睁地看着苏联制度坍塌，却没有人施于援助之手。体制内人的表演徒增了越来越多的看客，看客们说，制度死了和我有什么关系。体制内人说，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