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为废除死刑而战》
当这样一本书出现在国内书店的架子上时，我感觉人们并没有因为它的书名而表现出购买的冲动，许多人只是随手翻了翻，便又把它放回到原处。这并不奇怪，任何一个对中国历史，对中国文化有着最一般常识的人都不难理解，书里那种强烈要求废除死刑的激越情绪，与中国人的道德情感存在着怎样的距离！
但认真阅读完这本书后，却发现问题的实质似乎并不在这里。
作为《欧洲人权公约》倡导国，以及作为设立欧洲人权委员会和欧洲人权法院倡导国之一的法国，在1981年弗朗索瓦·密特朗组成新政府以前的若干年里，却是欧洲共同体内唯一适用死刑的国家。尽管法国宗教组织和左翼人士一直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在为废除死刑进行着不懈的斗争，但包括当时的总统和司法部长在内的政治家们却固执地用“民意”守护着他们的政治本钱。对此，巴丹戴尔清醒地看到，“做出废除死刑的选择已经完全是一个道义范畴的问题，但是，做出废除死刑的决定则是政治性质”。
在当时，法国总统对死刑的特赦权是一种至高无尚的特权，“它是过去掌握在君主手中的生杀大权的存续”，总统在行使这项具有自由裁量性质的绝对权力时无需说明理由，而只凭总统个人的良心。因此，当死刑犯是被特赦还是送上“断头台”的问题交到总统那里时，便犹如将一个人的命运放在了赌场的轮盘上。作为律师的巴丹戴尔以其过人的智慧和丰富的辩护经验，总是竭尽全力地将这种充满血腥的赌博拦截在法庭上，他总是不断地提醒陪审员们：是你们在决定一个生命的生与死。
说到“生命”，赞成保留死刑的人总是觉得只有自己才配说这两个字，在他们看来，“一个腐化的肢体是不可能治愈的，应当将它截除；一个杀了人的人也就不再是人，而是一个不干净的东西，应当将它清除掉”。这样的理论很容易取得多数人的支持，因为有“那个不可动摇的、古老的同等报复的血腥法则：‘杀人偿命’”。对此，巴丹戴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执行死刑的规矩里铭刻着‘以命抵命’的赎罪祭献，为的是平息上帝的怒火。然而，这一切只不过是我们自己的不可克服的痛苦情绪的折射”。这让笔者想起我国曾经在死刑判决书中通常都有的一句话：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种基于受害事实存在的愤怒似乎赋予了司法杀人以正当性。但正如巴丹戴尔在法庭上会向陪审团提出的：“当一位母亲的泪水汇合进另一位母亲的泪水时，正义到底在哪里？”这样的质问显然已触及了问题的核心，即罪犯当初面对的那个生命，与法庭上司法面对的这个生命，两者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难道不都是有血有肉的身躯吗？
死刑辩护者们对生命权这一人的首要基本权利的坚定态度，在西方社会有着基督教教义发展的深厚观念基础。在“法国主教团社会委员会”发布的一份主教声明中称，“将一个人处死，就是否定他有重新做人的可能；对于基督徒来说，就是怀疑‘宽恕’的强大力量，就是否认‘救世的普遍性’与‘皈依的可能性’”，“社会，即使是经过正规的审判，也不能以一个人有罪为借口而处分他的生命。生命权是绝对的，死刑是无视人的血肉生命的一种形式”。因此，对于死刑辩护者来说，他们总是努力地向法庭证明三点：1、死刑毫无益处；2、死刑有悖常情；3、死刑不人道。
然而，对于从传统观念出发的多数人而言，他们无法容忍眼睁睁地看着杀人犯从律师的“魔法”中逃脱，在他们看来，律师是与杀人犯站在一边的。所以巴丹戴尔每次辩护成功后，几乎都不得不从法院的后门悄悄“溜”走。
但正如巴丹戴尔自己所感受到的，作为一名“为废除死刑而战”的“战士”，他的确是幸运的，从他深含负罪感地目睹并未杀人的本坦斯与同案犯一同走上断头台开始，他作为反对死刑的斗士的激情就从来没有被打压下去过，因为他一点都不孤立。来自欧洲共同体的压力、教会的鲜明态度、辩护席上同道的不弃精神、左翼从未停止过的努力乃至政治上的胜利，以及他自己竟然担任了司法部长一职等等，都必然地促成了他愿望的实现——废除死刑！
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读者很难不为巴丹戴尔高超的辩护技巧所折服。在他成功从断头台前挽救的生命中，有绑架并勒死8岁男孩的罪犯帕特里克·亨利，有为偷窃一位半瘫痪退休老人那点可怜积蓄就砸死老人的罪犯波丹，有酒后用拳头打昏邻家7岁小姑娘并将其在墙上撞死的罪犯亚里亚维，还有一生中掐死两位不堪其非礼而叫喊的姑娘的罪犯卡尔索老头……巴丹戴尔令人难以置信地为这些在人们心目中已经铁定了要上断头台的杀人犯作了成功辩护，使他们免于一死。这其中为帕特里克·亨利的辩护可谓巴丹戴尔死刑辩护生涯中的经典之作，在这本书中他对辩护的整个过程作了详尽的描述，有些地方他还很善于采用一些文学手法来渲染环境和刻画细节，使人读起来悬念迭起，扣人心弦，颇有身临其境之感。该书2000年获得费米纳评论奖。
目前,我国仍是世界上保留死刑的国家之一，但这并不表明死刑问题对于我们来说不必讨论。那些废除死刑的国家所走过来的路，以及像巴丹戴尔这样的为废除死刑而奋斗的人，都可以让我们思考得更多一些，更远一点，因为社会终将走向更加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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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丹戴尔：为生命辩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