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份“内参”出现在北京南站附近的上访人群中。访民们称，交几百元到数千元不等，“编辑部”就会向地方甚至国家分管部委发“内参”。对于这种说法，最高人民法院有关人士称“肯定是诈骗”!（8月2日《新京报》）
那些署名为“《中国司法维权内参》编辑部”之类的货色，利用的正是上访者对规则的不确定性和神秘感心理，换言之，因为在中国底层，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本身就很不完善，法治的构建和对民众利益的维护也不太完善，于是两者结合形成的双重弱势便天然地留出了巨大的空档任由发挥。有媒体调查发现，一部分群众在利益冲突中遭受损失后，虽也经由各种途径四处奔波寻求权利的自我救济，但这些表达机制却往往“失灵”，或者只是简单地“打回原地”，群众的利益诉求最终还是难以撼动当地的“现管”。
于是，一份所谓的“内参”可以让上访者直接与中央发生联系，产生隔空对话的效应，上访者就在绝望和希望的崩溃边缘上自以为抓住了救命稻草，寄托于“内参”这一独特的向上诉求管道。“内参”在这里成为白纸黑字式的“尚方宝剑”，和公堂之下击鼓鸣冤的绝佳媒介。
著名学者孙立平曾指出，建设和谐社会，首要的问题是利益表达。没有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其他的利益协调机制就无从谈起。他认为在今天，我们尤其需要一种务实的、理性的对待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的态度。众多上访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上访往往成为政治化的命题，动辄就会与维护社会稳定挂上钩，原本一个再平常简单不过的民事问题，也有可能因为基层的不当态度，转化成为大大小小的上访问题。
因此，当务之急是，我们需要对利益关系问题去敏感化，转而采取一种就事论事的务实态度，这可能会更加有利于我们认识所面对的这些问题，从而采取更加有利于矛盾和冲突解决的措施。当底层群体的利益表达更为顺畅，上访也就没有问题孵化的适当温度，那些把上访当成生意来做的人，也就没有生存市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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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表达更顺畅才不会“被内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