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这个概念先是由前中共总书记瞿秋白提出来的，他的原意并非口语，而是指书面语，针对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新白话文而言。
新白话文的几员干将，周氏兄弟、陈独秀母语皆非北京方言，写出来的作品，用新国音读起来不流畅。又个个学过几句外语，在文言文被他们自己判了死刑之后，从前所受文学教育等于自动放弃，只好求助于外文。结果写出来的东西不文不白，充斥着日式欧式语法，生僻方言词或者自创字词，晦涩难懂，这以周树人的白话文最具代表性。
瞿秋白引用苏联的语言阶级性理论，讽刺新白话文为“新文言”。他主张新的书面语应该反映上海这样五方杂处的现代化大都市和现代化工厂里的“现代中国普通话“。瞿秋白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一文中提出：“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应当是习惯上中国各地方共同使用的，现代‘人话’的，多音节的，有结尾的……”越说越指向方言，跟后来的普通话南辕北辙。普通话的这层意思被“大众语”代替。
将普通话当成口语是在1949年之后，此时出现了一系列更名潮。国剧改为京剧，国术改为武术，国医改为中医，国文改为汉语……用民族、地域和阶级名词代替“国”字，旨在消除国家意识，强化民族和阶级意识。
确立普通话法定地位之时，普通话并未以消灭方言为目标，主管机构名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可见普通话只是文字改革的手段而非目的，终极目的是汉语拉丁化。按日本语的经历，一旦文字拼音化，方言自然消亡。既然目标是文字拉丁化，的确不需要把方言太当一回事。
1928年在斯大林亲自指导下，瞿秋白、吴玉章等人制定了《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简称北拉，首先在海参威华人社会中推广。同时瞿秋白等人频频撰文指责汉字为封建社会产物，地主压迫农民的工具。周树人则撰文说“汉字与大众势不两立。”但是无论1949年以前在解放区，还是1949年以后在全中国的教学实践都证明，拉丁拼音不如汉字受贫下中农欢迎。
更何况，语言有阶级性的论调在50年已经受到晚年斯大林严厉批判，斯大林讽刺说：难道英国封建主与农民对话需要翻译么？再加上毛泽东本人也不喜欢字母，喜欢汉字书法，作诗还讲究汉语拼音方案里面没有的入声韵，拼音化终究未实行。
汉字的命一时半会革不掉，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为挽自己于不解散， 1985年更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顾名思义，工作对象增加了普罗大众的言语，方言口语永远都会存在，语委顿时海阔天空，江山永固。语委和计生委一道成为八十年代少有逆势而上的部门，从此普通话和计划生育一样套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环。
此前大陆推普远不如台湾推广国语那么努力。领导人五音杂陈，让推普者有所忌惮。到了1980年代，阶级理论靠边站，方言作为大众语的政治优势不保，政府官员的普通话水平高到可以与民众区分开来，于是普通话不仅代表先进文化，甚至被认为代表了国际化。
几乎与此同时，台湾转向尊重和保护方言。历史又一次和中国人开玩笑。
“要翻墙，用赛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