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澧 | 评论(2) | 标签:伊朗, 低俗, 禁酒, 新大陆
历史上，有这么件怪现象：应该很专制的王权，其实对民众有宽松的一面。反正血缘决定权力，国王有他的自信，未必对臣民生活习惯横加干预。倒是非王权国家，都是建立在某种教条上的，引导“精神文明建设”往往是发展过程的必经阶段。
比如奥斯曼帝国时代，很多在欧洲受迫害的犹太人逃到土耳其。２００６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里面，有位卖衣料的犹太大妈，虽然她必须穿着标明异教身分的粉红衣服，其他方面却甚是自由。就像“三言两拍”故事里的媒婆和尼姑，犹太大妈为足不出户的良家妇女提供虽然低俗却必不可少的服务：传播流言蜚语，或曰让信息流通起来，使女人也能知道世界上发生事。而且，在《我的名字叫红》和“三言两拍”里，高身分年轻人的自由恋爱，往往要靠这类低身分女人的穿针引线方得成全。
倒是奥斯曼帝国垮台之后，穆斯塔法·凯末尔领导的世俗政权，厉行“全盘西化”改革，官员一律西装。凯末尔甚至要求他们学会交谊舞，理由是“在欧洲他们就是这样跳的”。女学生也不准戴面纱。帕慕克的另一部小说《雪》里，就有青春期的女孩子，以戴面纱来宣示叛逆，引出一段悲剧。
再比如伊朗，在巴列维国王治下，犹太人和其他各种少数派教徒都允许按自己的习俗生活。倒是推翻王权的１９７９年革命之后，犹太人基本逃光，少数派教徒受迫害，女人都被要求戴面纱。每年夏季，政府还举办“面纱和贞操日”庆祝活动。上月初，伊朗文化部颁发了一本男性发型指导，规定只能剃短发，严禁留长发和扎马尾——当局说这是抵制西方文化侵略、保证革命永不变色的重大措施。
为什么文化部不颁发女性发型指导？没必要，女人必须戴头巾，根本就不准露出头发。为此，伊朗体育部和国际足联就伊朗女足的制服争执了很长时间。不想让比赛带上宗教的／革命的／政治的色彩，国际足联不同意球员戴头巾。最后的妥协是，伊朗球员将穿着长过膝盖的裤子、戴上游泳运动员式的帽子（头发全部塞在里面，不得外露），参加本月在新加坡举行的国际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１４－２６日）。以这种装束在新加坡的闷热八月里奔跑，真是很考验球员的爱国热情。
（题头图：伊朗女足的“反三俗”装束。图中男子是陪练的国家男队队员。）
其他国家也要走过类似成长阶段。广电总局的好同志们今日封掉凤姐、马诺——反正在男权社会，总有女人要被戴上“低俗”帽子的——如果倒回上世纪三十年代，他们会守在教育部，起草学校泳池不准男女同游的文告；如果倒回文革，他们会拿着剪刀上街，和红卫兵一起，见到裤子绷得太紧的女青年，冲上去一刀剪开。推翻王权之后，要有一个逐步放松的过程，官员们才能获得王家那种懒得干预的和谐自信。
甚至民主的美国也是如此。脱离英国的王权之后，美国也禁过这样那样。最出名的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禁酒运动。上个月８日的《华盛顿邮报》有篇专栏，作者乔治·Ｆ·威尔偏共和党，借禁酒运动讽刺奥巴马总统视国家为大奶妈的管头管脚政策。他说当年美国政府按清教徒信条禁酒，理由十足，还是为女人考虑。“虽然威士忌通常被认为是比水安全的饮料，但美国人，特别是男人，喝得太多。”喝多了就要发酒疯，女人很讨厌。她们要和这样的丈夫离婚；而且这是因丈夫之过而离婚，女人还想分得财产。为了世道人心救家庭，美国国会通过了禁酒法案。只是禁酒带来很多不曾料到的问题，很快不了了之。
威尔说威士忌被认作安全饮料，这话需要解释一下。在缺乏清洁水源的时代，喝酒比喝水不易致病，因为制酒的发酵过程中，病菌被杀死了。欧洲人从前出海都是多带酒少带水。水在船上放久了，不知会长出什么东西；还是喝酒安全。所以新大陆只能由欧洲人发现。要吃熟菜喝热水的中国人，在海上走不远；禁酒的阿拉伯人，在海上也待不长。他们都只能沿着印度洋北岸走走，不时停靠港口补充新鲜水。在大西洋上漂三、四十天；到北美后，再花同样的时间漂回来，只能是吃冷食、喝烧酒的欧洲人。
没有人饮酒，就没有美国。近四百年前，那些载着清教徒从欧洲驶向北美的帆船，携带的酒和啤酒份量，通常是水的三、四倍。又两百多年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１８８２年俄文版序言中说：“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了！正是欧洲移民，使北美能够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这种农业生产的竞争震撼着欧洲大小土地所有制的根基。……作为整个政治制度基础的农场主的中小土地所有制，正逐渐被大农场的竞争所征服；同时，在各工业区，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和神话般的资本积聚第一次发展起来了。”也就是说，恩格斯认为，北美的开发加速了欧洲农民转化为无产阶级的进程，促进了资本主义工业和相应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进展，使得形势远比《宣言》发表时的１８４８年为好。
有趣的是，在上段的宏大叙述背后，正是饮酒这一低俗习惯，使得恩格斯喜见的一切成为可能。
（本文已于昨日见报）
“要翻墙，用赛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