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求公共伦理比个人良心更重要

齐卫国 评论作者

《云南信息报》8月15日报道，昆明市长张祖林先生在现场调研时“表情凝重”地说：“我们的有些拆迁工作是有愧于老百姓的！”何三畏先生认为，这是个好现象，官员就应该讲良心、讲道德，而且应该让“道德良心高于政治”成为公民的政治常识。笔者认为，何先生并没有把事情讲到位，讲良心、讲道德，只是官员个人的私德。而在处理官员与民众之间的关系的时候，除了已知的法律法规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伦理规范，即公共伦理。而恰恰在公共伦理这个方面，我们的认识和实践都极其欠缺。

古语讲“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表面上看，这是封建时代的官员对自己的要求，是官员基于个人的道德标准进行的选择，与体制和法治的要求无关。但在法律的硬约束和个人道德的自律之间，还有一个广阔的区域，官员在这个区域的行为也要遵循基本的道德规范，这个规范就是公共伦理。中国古代讲究“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但显然在这五伦中并没有规范官民以及民众之间的伦理规范。也就是说，公共伦理在中国兴起得比较晚近。新儒学对传统儒学的重要创新之一，就是提出了第六伦——“群己关系”，用以弥补中国传统儒学中有关公共伦理的缺失。

公共伦理不是紧盯“对与错”，而是考虑“好与不好”；不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是讲求“无过错不受惩罚”。也就是说，官员处理一个公共问题，他首先要考虑综合的社会效应，而非单纯的经济效益或者法律权威。

比如拆迁这种事情，在官员带领“拆迁部队”开进来之前，上级已经把所有的法律手续都签完了。因此，从法律上讲，负责拆迁的官员的行为不存在“对与错”的问题。在这个领域内我们已经无法要求官员做出更多的事情，而且纠缠于合法的手续或者指责官员个人道德水准也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从公共伦理的角度，我们就可以对官员行为的正当性提出新的要求，你的拆迁行为本身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被拆迁户的行为有没有明显过错？很显然，暴力强拆本身就是一种“不好的”(不一定是错的)对待“群己关系”的方式；而且被拆迁户本身往往并没有任何过错，但他们却受到了暴力拆迁的“惩罚”，以至于家园尽毁，流落他方。暴力拆迁可以是合法的，但方式却是“不好的”；拆迁可能会有利于经济发展，但被拆迁户却是“无过错受到了惩罚”，这就有违公共伦理。

通常认为“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实际上应该是“道德是法律的底线”，没有道德作为行政行为的底线，就不存在公共伦理，那还是“替天子牧民”的旧制度，而非民主与法治的新制度。官员作为个人，当然要讲良心、讲道德；与此同时，官员作为行政行为的主体，更应该讲究公共伦理，而非单纯的“合乎法律规定”和“利益最大化”。一个不讲究个人道德的官员，其行为几乎是没有底线的；而一个行政系统如果不讲究公共伦理，则整个社会也将没有底线。在我们这个社会中，没有底线的事情太多了。所以，建构基本的公共伦理远比让官员个人讲良心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