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儒与反常
一
儒家有其一定的超越性、神秘性和宗教性。在形而上层面，即“性与天道”、万法归一的层面，自古唯少数圣人才能彻悟圆证。贤人虽能解悟，难免解之有偏，证入有限。而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那可以说是“非常识”、“常不识”。
但在形而下层面，在家庭、社会、政治之伦理层面，儒家所讲所持的，是真理也多是常识常理。常理常识又往往是根本性原则性的。经常经常，是经必然可常，唯常方能为经。违背常识常理，与常识常理过不去、对着干，就是非正常，就是失常、反常、反动。
例如，仁义礼智信，五常道，也是五核心、五原则，乃人生社会政治道德各方面违悖的五字真言、五大统帅。违悖了它们，人生社会政治都会出大问题，人不人，政不正，社会不公、道德不良。
又如孔子曰“仁者爱人”，这本是道德常识，可鲁迅偏说仁义道德吃人。这就是反常，把鲁迅抬举为“圣人”和“民族魂”的人物及势力，更是反常，鲁粉众多的社会必是反常的社会。
圣贤是盗贼的天敌和克星。以圣贤为代表的仁义文化本是抗衡、制约、教育、转化或与“盗贼”作斗争的最重要的力量。这是社会常识。可有些人将老子那句“圣贤不死大盗不止”本就大偏的名言作进一步的错解，把道德视为盗贼产生的土壤，把圣贤视为盗贼猖獗的原因，痛恨盗贼，反而把矛头对准道德和圣贤。这显然是反常的。
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正是儒家根本性的政治道德。儒家主张“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政治道德和政治常理。可当局偏坚持：党为重国家次之民为轻，把党凌驾于人民和国家之上。这更是反常。可惜人们早已习以为常。
二
在中国，儒家就像一个伟大的测量仪，可以测量出一个人乃至一个社会、政治的智慧度道德度。对儒家的认同、支持、尊重度高，于个人，说明德智俱高；于社会，说明良知升温。对儒家反对、轻蔑、侮辱者众，于个人，说明德智有缺，于社会，说明已经反常。
或说：“社会上很多人的意见集中起来，就是公论；大多数人的意见集中起来，就是民意。儒家不是讲公道、讲民本么？怎么能够以自家为标准？”
此言差矣。仁义道德乃天下公理公道，不是某家某派的私理和专利。儒家强调仁义道德，以仁义道德为标准，这恰恰体现了儒家的公道，与“以自家为标准”是两回事。
至于公论，有两种：一是公众之论，一是公正之论。公正之论未必“公众”。古人曰：“公论非众口一词之谓也。满朝皆非而一人是，则公论在一人。”而公众之论未必公正。局部的、一时的公众之论，很可能不公不正甚至大偏大错，文革就是典型的例子。因此，尊重公众之论，但更加尊重公正之论，并不唯公众是从；尊重民意，但更加重理尊道，并不民意至上、民粹主义。
三
古人云，“不得罪于法易，不得罪于理难。君子只是不得罪于理耳。”反常者“得罪于理”，非君子也。反常者必有所缺，不明常识常理而反，是缺智，明知自己反常还反，是缺德。反常的人物或势力，其思想行为理论实践必然大误，误人误己。
任何反常的东西，纵举而不坚，纵坚而不久，最后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甚至难逃灭亡的命运。君不见，自古以来无数恶人恶势力大多逃脱不了“以害人始、以害己终”的恶有恶报之定律，不断地坑害他人危害社会，最后一次性把自己给害死了。
维护常识常理就是卫道。追求政治、社会的正常化，追求人类道德心灵的正常化，让仁义成为人世间的最高原则，让道德成为人类文明的核心（政治尤其应该和必须以道德为核心，所谓为政以德，这是政治常识也是道德常识。）此乃儒家不可推卸的责任、义务和使命。
儒者应该成为黑暗社会的光亮、黑铁时代的黄金，成为重建道德理想、政治文明和社会秩序的主体。同时，卫正必然驱邪，求真必须打假。一切反常的人物、事物、势力，一切反常的思想、学术、政治，一切道德上和理论上的假冒伪劣，都为儒家所反所打。这都是救人之所必须，都是大任大爱的体现。
与什么过不去、也别与常识过不去；与什么对着干、也别与常理对着干。儒家所持多是常识常理，所以，为了民众民族也为了自己，别与儒家过不去，别与儒家对着干，以免成为仁人义士所反对和打击的对象。这是东海儒者对某些强势人物及其势力的真诚劝告。2010-9-28东海儒者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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