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董仲舒，尊重董仲舒—-复启明人网友
启明人网友所言颇有见识，略复如下。
董仲舒是外王学大师，对外王学的兴旺、发展大有贡献，以其“天人三策”为指导思想建设起来的西汉的各种制度法律，在当时极为高明先进，其基本框架一直为历代王朝所延用，到了明朝，在全球范围内仍不乏一定的优越性。
遗憾的是，董仲舒的儒学思想与孔孟之道有所偏离，正如启明人网友所言，有不少“与原始儒学相违”地方，特别是其“屈民以伸君”的思想，已违背儒家“民重君轻”的基本理念。
儒家的天道以民意为基础，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有学者将此言理解为：天视等于民视，天听等于民听，是错误的。天视天听包涵而又高于民视民听）董仲舒天民相隔，使天道的合法性缺少了民意合法性这最重要的一环。
也不能说董仲舒的“独尊儒术”是“独尊皇权”，在他的儒学体系中，皇权之上还有“天”，“屈君以伸天”，这是符合儒学一贯思想的。但董仲舒对皇权尊之过度，确是一大病。我在《圣贤论—儒家进德次第初阐》一文中时董仲舒如是评价：
“影响深远的汉朝典章制度建设，董子有奠基之功。董学大体亦不违仁学，然终嫌不彻。如天人感应，原是天人不二、心物一元论题中应有之义，董子的理解过于僵硬和表层。其“屈民以伸君”的做法，已违背儒家“民重君轻”的基本理念。董子言“天”，宗教意味太浓，且天民相隔，此亦未能见性之征。其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等思想常为人垢病，其咎有以自取焉。故置亚圣之位。”
对于历史人物，我们应该具有一种“历史的同情”，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政治情势之下，董仲舒已经做的很好了。处在那种情况中，谁又能做到“伸天以尊民”、“屈君以伸民”呢。除非不做，要做，任何人都难以做得比董仲舒更好。所以，我给他的定位仍然相当高，认为他比荀子高，可与二程、陆九渊、王船山、黄宗羲等并肩。2010-9-26东海儒者余樟法匆匆
附启明人网友跟帖：
“独尊儒术”是否“独尊皇权”，对这个问题我想值得与东海先生商榷的。
汉武帝是第一个意识到皇权制度的巩固需要思想理论支持的封建君王。秦始皇没有，所以焚书坑儒。汉初皇帝没有，战乱后养民生息，清静无为，黄老之术，也不需要思想理论。无为政治走到尽头，经济恢复，自给自足局面打破，出现贫富悬殊，豪强兼并，地方富而中央穷，匈奴入侵，国家财空兵弱，诸多社会矛盾激化，推动汉武有为。有为，就是“独尊皇权”，强化中央集权，“独尊儒术”的国策就是履行这个目标的。
董仲舒的儒术一方面顺应了汉武“独尊皇权”的需要，另一方面畏惧汉武淫威，所设想的儒术，与原始儒学相违处，归结起来，起码有五点：
一、从定位来说，民本定位是民贵君轻，董仲舒的儒术是民轻君重天尤重：“屈民以伸君，屈君以伸天。”董仲舒视天尤重，借天的征兆去警戒君王，用心良苦。天的本意多少有点民生成份，却没有半点民心、民意的成份。
二、原始人文文化视天民一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董仲舒视天民相隔，背离了原始的人文精神。
三、孔孟儒学超越了原始人文时代，即神道设教的天人感应模式，真正进入到思想性的理论阶段。董仲舒退而更化的天人感应理论，虽然有其苦衷，避离祸害，却从社会效果和理论本质方面，远远落后于孔孟儒学，是退化了的儒学体系。
上述三点，有涉董仲舒天人感应理论，在历史长河逐渐消失。在东汉时代出现白虎通的三纲五常，力挺皇权的。在宋明道学时代，强执天理，也是专崇皇权。注意：明清儒学对天理范畴的理解与宋明道学截然不同，也如儒家与道家对天的范畴理解截然不同一样。儒家专制思想也随着专制制度的兴亡，从天人感应的理论模式转向思想性的理论模式方面，最后走向终结。
四、重义轻利。董仲舒说：“正其谊不谋其利。”已经背离原始儒学。孔子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何有轻利思想。应该是：“正其谊而谋其利”吧！重义轻利的思想走向极点就是宋明道学的“存天理，去人欲，”明清儒学王船山是这样破解的；“天理人欲，同行异情。”“无理则欲滥，无欲则理亦废”。
五、轻视事功。董仲舒说：“谋其事而不计其功。”错了，即事、谋事、成事必计其功。无事功何有“富有为大业，日新为盛德。”孟子说：“达则兼济天下”。兼济天下必计事功。轻视事功的思想走到极点就是“天命之谓理，”人人各守本份尽其职，干其事，不计其功，所以有朱熹与陈亮的争论。《中庸》云：“天命之谓性”。宋明道学更改为：“天命之谓理”，性即理。王船山回复为：“天命之性其原，气质之性其都”。请东海先生对三个命题作认真分析吧！
宋代背景作品《说岳全传》、《杨家将演义》、《水浒传》都共同反映宋代时代的两个意念：一是忠孝两全，忠烈志士，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二是学好文武艺，贷予帝王家。在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皇权专崇到极点。这种现象与意识形态主导位置的宋明道学没有关联？
宋之前，王朝兴替理念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惟有德者就其位。”此理念接近三代，正义与非正义的问题。宋以后是忠君报国，皇帝即使是民贼独夫，也是正统。造反则是逆贼，不能入正统。所以，兴替方式是：汉族——异族——汉族——异族的两度循环。正统与非正统，此意念影响后世，业已成为封建枷锁。自批判反动权威，开展阶级斗争以来，祸害日甚，直到现在，随处可见。这种兴替现象，正统意念与宋明道学没有关联？
中西文化论战以来，主儒派和反儒派争论不休，直至现在。何故？盘根究底，因为：
必须正视二千余年封建专制的历史事实：民本与专制并存的历史事实。
必须正视二千余年专制制度下儒家思想演变的逻辑事实：民本思想与专制思想并存的逻辑事实。
漠视这个历史事实和逻辑事实，对儒家学说作一概肯定和一概否定的评说和争拗，只能延误儒学的复兴大业。
建议：不要单纯研究四书，更要钻研《荀子》和《易传》，对全面理会原始儒家的思想本貌、孔孟的思想本貌是有帮助的。
多研究明清儒学思想。批判封建制度的，多看看唐甄、黄宗羲的书；关注儒家义理的，多研究王船山的学术思想。弄清楚明清儒学与宋明道学之间的分歧点，即儒学民本与儒学专制；传统儒学与异化儒学之间的差别，方可真正理会儒学的真正义理，会通儒学的古今通义。
在文革前后，出现马克思主义程朱化现象，改革开放后出现人欲横流，礼崩乐坏现象，历史上两种偏极的社会形态和现象我们经历和目睹了，难道还不因此而醒悟吗？
其实，我和东海先生一样，立志弘扬儒家文化，对中华优秀文化的断裂十分心痛，不少看法接近。惟是对儒家文化的歧见，甚至是根本性的分歧，影响到对儒学现代化思路的殊异。相信：在以后切磋交流中，取其是，去其非，挽手共向。特录王船山一段话作共勉：
学愈博而思愈远，思愈困而学必勤。
这是理论研究（学博）与实践真知（思远）的关系，“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古今之通义。”一切以应用为准，经世治用、会通古今通义而成就。因为：事常变，易无体，神无方，文无法。前三句是《易传》的，第四句是王船山补充的，这是系统的哲学思维，是学思互补，互动共进的理性逻辑。
（跟帖于东海《民主启蒙与文化启蒙—–兼提醒刘亚洲将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