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香港
── 一个人的移民史
周保松
1
我移民香港﹐22年了。
我是1985年6月30日跨过罗湖桥的。跨过去的时候﹐並没想过后来种种。此刻回过头来﹐又显得有点欲说无从。昔日的日记相片书信仍在﹐多年尘封不动。外面正是十年回归大庆﹐我独坐一室﹐茫然地整理一己的歷史。
20世纪80年代至今﹐有近百万新移民从中国来港。这百万人一离开罗湖﹐便好像细流入深海﹐静默无声﹐不知那里去了。再出现的时候﹐往往便是报纸头条的伦常惨剧主角。这並非事出无因。对很多香港人来说﹐「新移民」一词几乎和社会问题同义﹐常常和家庭暴力﹑骗取社会保障援助﹑贫穷落后等关联在一起﹐是个不光彩的標记。新移民既是外来者﹐同时又被视为社会问题製造者﹐遂背负双重的道德原罪。很多人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在於將新移民儘快改造成香港人﹐洗去他们旧的次等的不文明的生活方式﹐接受新的先进的香港人的价值。新移民跨过罗湖桥那一刻﹐便必须承认自己在身份上低人一等。这份深不见底的自卑﹐令新移民不愿面对过去﹐更加欠缺勇气在公共空间述说自己的歷史。而主流社会不仅没兴趣了解新移民的前世今生﹐甚至有意无意丑化他们的形象﹐漠视他们面对的种种困难和承受的诸多不义。於是﹐新移民这一庞大群体﹐在据说是自由开放的香港﹐形成了某种集体性消声。
新移民明明无处不在﹐却又彷彿並不存在﹔明明有话想说﹐却又无法可说。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因为香港本身就是个移民社会。1949年以降﹐歷经几波大移民潮﹐目前七百万人口中﹐真正称得上「原住民」的﹐少之又少。但在这样一个移民城市﹐新移民的生存处境和精神状態﹐却甚少在公共领域受到关注。两年前﹐我在报纸发表了一篇短文〈像我这样的一个新移民〉﹐结果收到很多素不相识的读者的电话和来信﹐分享他们的移民故事﹐情绪热切而激动。这教我诧异。那一刻﹐我才知道有多少新移民的鬱结被这个城市压抑著。他们渴望被聆听被理解﹐渴望得到別人的肯认和尊重﹐却往往事与愿违。
在过去的新移民討论中﹐经济考虑是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向度﹐例如新移民对香港人力资源的影响﹐对社会福利造成的压力等。政府最关心的﹐是如何用最有效的方法﹐使新移民脱胎换骨﹐成为有利香港经济发展的劳动力﹐並减少他们对社会福利的依赖。至於新移民作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过去的个体﹐他们在新环境中的实存感受﹐在精神﹑文化﹑家庭、经济各方面遇到的种种困难﹐却往往被忽略漠视。每当有什么新移民家庭惨剧出现﹐媒体要么视其为个別事件﹐要么循例追究一下政府﹐要求加多几个社工，增加几条电话热线便了事。
1999年12月﹐林婕﹐一个品学兼优的新移民女生﹐不堪在港生活的苦楚﹐在最美好的18岁﹐从高楼一跃而下﹐死后留下这样的问题﹕「我很费解﹐我到底做错了什么﹖难道『我来自內地』就是我的罪过吗﹖」林婕的死﹐迫使香港社会作了一点道德懺悔。当时的教育署署长罗范椒芬﹐写了一封信给全港老师﹐说﹕「作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感到十分羞愧﹔对林婕和她的母亲﹐我有无限的歉意﹔作为教育署署长﹐我难以想像林婕所遭受的歧视﹐竟然发生在教育界﹑在学校里。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林婕用她的生命﹐打破一池死水﹐让香港社会一瞥新移民的艰难。但池水顷刻回復平静﹐事件很快便被遗忘﹐社会並没任何改变。人们其实並不了解﹐又或不愿意了解﹐林婕为什么要死。香港这样一个「繁荣安定」的社会﹐没法承受置一个年轻新移民於死地这样一种集体责任。这和东方之珠的想像﹐实在有太大的认知和情感上的落差。於是﹐林婕的死﹐遂被视为极少数不能好好適应香港的特例。而万万千千的新移民﹐早已安安份份完成改造。
一直以来﹐我也如此相信。以为只是自己改造得不够快不够好﹐才做香港人做得如此吃力。20年过去﹐我才开始懂得问﹐为什么过百万的新移民﹐会在这个喧哗的城市失去声音﹖为什么林婕要选择死﹐来表达她对这个城市的憎恨﹖为什么一宗接著一宗的人伦惨剧﹐总发生在新移民身上﹖我开始意识到﹐不应只是问如何改造﹐而要问为何要这样改造﹐改造的代价是什么﹐以及谁去付这些代价。
今天的新移民面对的困境，很多不是我这个老移民所能瞭解的。要解决任何问题，瞭解是第一步。要瞭解，便须让新移民说出他们的故事，道出他们的心声。以下所述，是我的移民史。我的经歷﹐不多也不少﹐只是我的个人经歷。我对这些经歷的反思，不多也不少，也只是我个人的反思。当然，我们活在同一城市，个人如何分殊，总有时代的烙印。
2
1985年6月下旬的某个傍晚﹐我放学回家﹐母亲说过几天便要移民香港。我呆了好一会﹐然后咬著牙﹐说﹐我不去。眼泪跟著便掉了下来。
我不愿意离开故乡﹐一个广东西部偏远的小县城﹐因为我活得快乐。活得快乐﹐並非因为富有。事实上﹐家里一直很穷。我出生农村﹐父母两家被划为地主﹐父亲1957年更被打为右派﹐是新中国家庭成份最差的阶级，饱受政治之害。我小时候在农村放牛打鱼﹐后来才出到县城读书。我那时在读中学一年级﹐既没考试压力﹐也未懂为前途担忧﹐一班同学相亲相爱﹐日子过得无忧无虑。我走的时候﹐办的是停学手续﹐而不是退学﹐因为我相信自己一定会回来。出发那天﹐全班同学到车站相送﹐有人送我一瓶从江中打来的水﹐有人递我一包学校的泥土。车站拥挤凌乱，我们执手相看泪眼，首嚐人生离別苦。
我能够移民香港﹐是因为父亲早在1981年来港探望几十年不见的伯父时留了下来。父亲1951年加入农业银行工作﹐为人能干正直﹐在单位受人敬重。他申请探亲时﹐压根儿没想过留下来﹐伯父却极力挽留。临返国內前一刻﹐伯父写了一首诗给父亲﹕「扁舟飘忽到桃源﹐车水马龙別有天。凡心未了留不住﹐他朝徒嘆误仙缘。」伯父认为香港是桃花源般的仙境﹐希望父亲不要回到大陆那样的人间。几经挣扎﹐父亲终於放下早已收拾好的行李。我后来才体会到﹐对父亲来说﹐这是个艰难的抉择。父亲那时正当盛年﹐工资虽然不高﹐但事业发展顺利﹐和同事合作愉快﹐工作带给他很大的满足感。选择留下来﹐便等於放弃几十年的事业﹐在一个新地方从头开始。而他当时在布匹公司做职员﹐一个月工资才1000元﹐减去租金﹐早已所剩无几。
我出来工作后﹐父亲有次和我说﹐考虑职业时﹐一定要选择有意义﹐能带给自己满足感的工作。这番说话﹐说来轻描淡写﹐却道尽他的辛酸遗憾。人到中年而选择离开故土﹐放弃前半生辛苦累积的工作经验﹑地位﹑社会关係以至事业追求﹐在不確定的新环境由零开始﹐代价不可谓不大。不少人认为新移民无论吃多少苦﹐受到怎样的对待﹐也是值得的﹐甚至应该的﹐因为即使从事最底层的工作﹐甚至领取社会援助﹐收入也较国內高。更重要的﹐这是他们的选择﹐因此没有资格抱怨。诚然﹐选择来的人﹐必有来的理由。而生活在香港的许多好处﹐更是毋庸多言。但这並不表示﹐香港社会可以用任何方式对待新移民﹐更不表示对於新移民失去什么和承受什么可以视而不见﹐因而对他们缺乏基本的理解和尊重。
事实上﹐父亲那一辈其实无路可退。他们既不能回到过去﹐却又无力在新环境中赋予生活新的意义。他们面对的﹐是基本的生存问题。唯一的出路﹐是接受现实﹐胼手胝足努力工作﹐並將所有希望寄託於下一代。他们初到香港﹐普遍存在强烈的自卑感﹐自觉处於社会边缘﹐而曾经有过的理想和追求﹐只能压抑於心底深处﹐並隨年月流逝而逐渐淡去。第一代新移民的名字，往往是牺牲。
经过20多年茹苦含辛的工作﹐我们家里的经济环境已大有改善﹐父亲却已垂垂老去。即使粗心如我﹐也常常感受到父亲的落寞。真正能提起父亲兴致的﹐是和他谈起昔日国內生活种种﹐例如年少的轻狂﹐当年在银行工作的情况以至农村生活的种种趣事。即使是反右运动和文革时被批斗的情形﹐父亲回忆起来也津津有味。但我从来没敢问父亲﹐香港是否是他的桃花源。2007年6月30日﹐是我来港22周年纪念日。那天我们全家坐在一起吃了一顿饭。我问父亲﹐回首过去﹐可曾后悔移民来港。父亲沉默良久﹐说﹐看到你们今天活得很好﹐我不后悔。
严格来说﹐香港没有为社会贡献的概念﹐因为社会只是抽象地指涉单独的个体在其中追逐利益的场所﹐本身並非一个实体﹐更不是休戚相关的社群。人们得到什么失去什么﹐一切归於个人﹐与社会无关。因此﹐父亲只能说为他的子女付出了多少﹐却不能说为香港贡献了什么。家的概念﹐延伸不到那么远。或许正因为此﹐对於那些辛苦大半生却老无所依的老人家﹐我们往往既没同情之心﹐亦无亏欠之情。
3
未移民之前﹐我对香港的认识﹐来自流行文化。那个年头﹐香港电视剧刚开始流行﹐〈大地恩情〉﹑〈万水千山总是情〉一出场﹐便风靡一时。但真正教我们著迷的﹐还数〈大侠霍元甲〉。当时这套剧是晚上九点播放﹐而我们学校的自修课却要九点才完。因此﹐八时半过后﹐所有课室便会出奇地安静﹐人人收拾好书包文具﹐蓄势待发。钟声一响﹐全校几百人蜂涌而出﹐以最快速度跑出校园﹐跨上自行车﹐在街上横衝直撞﹐直奔家里。沿途听著叶振棠的主题曲「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赶得到家，刚好正式开始。
香港流行曲也开始普及﹐张明敏﹑邓丽君﹑徐小凤﹑许冠杰﹑林子祥一一登场。那时候﹐很多同学都有一本歌簿﹐將自己喜欢的流行曲歌词抄在上面﹐彼此交换﹐下课后一起在走廊引吭高歌﹐又或躲在课室一角独自吟唱。音乐课上教的那些革命电影歌曲﹐早已乏人问津。我班上有位同学的哥哥看准时机﹐开了一家唱片店﹐专门从香港买回歌星的最新卡式录音带﹐然后大量翻录转售﹐几块钱一盒﹐在小镇很受欢迎。
但我真正受香港文化「荼毒」的﹐还数武侠小说。我自小沉迷书本﹐尤喜小说神话传奇﹐小学三﹑四年级时已將《三国演义》﹑《封神榜》﹑《三侠五义》﹑《大明英烈传》﹑《水滸传》﹑《镜花缘》﹑《东周列国志》等一大堆囫圇吞枣地读完。那时找书不易﹐什么书都读。我第一次接触香港的新派武侠小说﹐是梁羽生的《萍踪侠影录》。这本书是当时正在追求我大姐的未来姐夫借我看的﹐我之前对梁羽生一无所知。谁知书一上手﹐便放不下来。我不眠不休﹐两天將书读完。我至今仍记得﹐看完后步上天臺﹐眼前晕眩﹐心中悵惘失落﹐书中主角张丹枫和云蕾的影子挥之不去﹐只想尽情大叫。在我的阅读史中﹐那是一个分水岭。我的近视﹐也因此加深﹐当时镇上却无眼镜可配﹐上课时总看不清楚老师写些什么﹐结果影响了升中试的成绩。
接著下来﹐我发现一本叫《武林》的月刊﹐正在连载金庸的《射雕英雄传》﹐更把我弄得心痒难熬。但不知何故﹐连载几个月后便停了﹐而我却像吸毒者一样﹐对武侠小说上了癮﹐在镇上四处打探何处有梁羽生和金庸。上了中学﹐一位同样是小说迷的高年级同学告诉我﹐镇上某处有武侠小说出租﹐但一定要熟人介绍。出租室有点神秘﹐屋內黑沉沉的﹐书架上排满了金庸﹑梁羽生﹑古龙的作品﹐全是繁体字版﹐封面用牛皮纸包著。那个年代不如今天开放﹐出租港臺图书还有顾忌。租书除了十元按金﹐租金要两角一天。这是相当贵了。当时租一本连环图才两分钱﹐而我一个月也不过几元零用钱。但那真是一片新天地。为了省钱﹐我必须每天看完一本。我於是在最短时间內学会繁体字﹐也学会蹺课﹐甚至学会一边骑车一边看小说。在別人专心上课时﹐我偷跑到学校后山的橡树林﹐在午后阳光和聒耳蝉声中﹐沉醉在侠骨柔情和刀光剑影的世界﹔在夜阑人静时﹐我抱著书偷偷跑到公共厕所﹐藉著昏黄微弱的灯光﹐与郭靖黄蓉杨过小龙女同悲同喜。
金庸和梁羽生的小说﹐除了功夫爱情﹐同时呈现了一个价值世界。对是非黑白的坚持﹐对弱者的同情﹐对朋友的道义﹐对承诺的重视﹐对民族的热爱﹐是这些小说不变的主题。当我全情投入小说情节时﹐也不自觉地接受了背后的价值。可以说﹐武侠小说除了带给我无穷乐趣﹐也无形中影响了我的思想情感。说来有点可笑﹐我在蹺课中完成了另类的人格教育﹐而我对此却毫不知情。
我们是受香港文化影响的第一代。当时虽已开放改革几年﹐整个社会仍颇为封闭落后。歷年政治运动磨尽了所有人的理想和热情﹐90年代全面资本主义的时代仍未到来﹐人人处於精神极度饥渴﹐却不知出路在哪的躁动状態。香港的电视剧﹑电影﹑流行曲和文学的传入﹐正好满足了这种需要。香港文化商品最大的特色﹐是使人欢愉。它没有什么政治道德说教﹐却能深深触动人们的情感。邓丽君的中国小调﹐〈大地恩情〉的乡土情怀﹐金庸小说的侠义精神﹐甚至张明敏的〈我是中国人〉﹐著实滋润了我们的心灵。儘管如此﹐我对香港並没多大嚮往。父亲去了香港以后﹐家里的生活慢慢有了改善﹐开始有了电风扇﹐黑白电视和卡式录音机﹐我间或也会向同学炫耀一下父亲带回来的斑马牌原子笔。但很奇怪﹐我从没想过要成为香港人。香港彷彿是个遥远得和我没有任何关係的世界。
4
抵达香港那天﹐最初迎接我的﹐是深水埗地铁站的北河街鸭寮街出口。当年的鸭寮街﹐和今天一样热闹挤拥，旧摊档满地﹐叫卖声盈耳。我和妈妈紧紧跟著父亲﹐拖著行李﹐一步一步在人群中穿过。抬头上望﹐只能隱隱见到天空的一抹蓝。
我们住的地方﹐是北河街一个单位的板间房。这是一幢非常残旧的「唐楼」﹐只有四百多平方尺﹐住了三户人家﹐大家共用一个厨房和厕所。板间房再分为两层﹐父母住下层﹐我住上层﹐算是个阁楼。阁楼没有窗﹐晦暗侷促﹐人不能站直﹐得弯著腰才能在茶几上读书写字。躺在床上﹐天花板好像隨时会塌下来。
初来的一年﹐日子难过。我当时有写日记的习惯。最近重读﹐发觉1985年7月7日写下这样的感受﹕「离回家还有358天。今天简直快要疯了﹐真想偷渡回故乡去。这几天简直度日如年。」 然后是7月8日﹕「我真后悔自己来香港﹐现在要我死也愿意。」这样的情绪﹐整本日记隨处可见。那时打长途电话又贵又不方便﹐只能和故乡的朋友通信。生活的最大寄託﹐便是等信和写信。邮差每天派信两次﹐分別是早上十时和下午四时。我每天起来﹐脸未洗牙未擦﹐第一件事便是跑到楼下看信箱。有信﹐便满心欢喜﹐读完又读。没信﹐便心里失落﹐只好不安地期待下午的到来。那一年﹐我写了好几百封信。
新移民最难適应的﹐也许並非居住环境恶劣﹐而是「生活世界」的突然转变。生活世界是个复杂的意义系统﹐包括我们的语言﹑传统﹑价值﹑社区及人际关係﹐以至日常的生活方式等。只有在这样的系统里﹐我们才能確认自己的身份﹐理解行动的意义﹐並肯定生活的价值。如果我们由小至大活在一个安稳的世界﹐我们根本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因为一切皆显得理所当然。只有当我们由一个世界急速转换到另一个世界﹐而两者又有根本断裂时﹐人才会深刻感受到无家的失落。很多新移民初到香港，最难忍受的，就是这种断裂。没有邻居，没有社群，没有共同语言，没有他人的理解和同情，只能捱和忍，期望处境慢慢改善。
来港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被一种难言的疏离感笼罩著。表面上﹐语言﹑读书﹑生活各方面﹐虽有困难﹐慢慢也能应付。但在內心﹐我却一点也不认同自己是香港人。走在街上﹐觉得所有人和自己一点关係也没有﹔回到家中﹐脑里只有昔日的回忆。看到中国和香港的运动员比赛﹐我会为中国队打气。每次返回家乡﹐我才有著地的感觉。时过境迁，我已很难用言语描述「这个地方不属於我」的孤独。未来香港前，我是全班最活泼好动的。移民后，我却彻底变成另一个人：自卑，孤僻，不合群，过度忧鬱。伴隨这种心境﹐我沉迷的不再是武侠小说﹐而是李煜﹑李清照﹑柳永那些忧伤的长短句。
读到中学四年级﹐我的迷惘更甚。为求出路﹐我开始找老师討论人生的意义﹐跟同学去基督教会听福音﹐甚至胡乱找些佛学书来读。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某天放学后﹐夕阳斜照﹐我站在弥敦道和界限街交界的安全岛﹐看著川流不息的汽车和匆匆的人群﹐突然觉得完全无力再行下去。我软弱地斜靠在栏杆上﹐看著红灯转绿灯﹐绿灯转红灯﹐人动也不动﹐茫然四顾﹐不知何去何从。我身边的新移民同学，好像完全没有我的烦恼，所以我当时认定自己有点不正常。
苦闷的时候﹐我喜欢一个人在深水埗游荡。深水埗是穷人聚居之所﹐密密麻麻的唐楼又残又旧﹐街道也乱糟糟的。那时南昌街中间仍是店铺林立（后来拆了﹐变成现在的休憩公园）﹐石硤尾街的天光墟（在天刚亮时將东西放在地上摆卖﹐故有此名）仍在﹐黄金商场周围还有无数的流动熟食小贩﹐再加上福华街﹑福荣街﹑长沙湾道的时装批发店﹐北河街菜市场和鸭寮街的旧物和电器摊档﹐令深水埗成了个无所不包的大市集。在这里﹐你会看到蛇王在街头当眾用口咬断蛇头﹐隨即挑出蛇胆﹐给客人和著酒一口喝下去﹔会见到柜檯高高﹐令人望而生畏的老当铺﹔当然还有琳瑯满目﹐堆积如山的色情杂誌。
我最喜欢的﹐是到鸭寮街淘书。鸭寮街並没书店﹐「收买佬」只是將收回来的书和其他杂物﹐隨意堆在一起。要挑书﹐便要不怕脏﹐而且得有耐性。我在那里淘到最多的﹐是小说散文﹐但也找到一套三册马克思的《资本论》﹐ 唐君毅的《哲学概论》和梁启超的《饮冰室全集》等。后来读大学时﹐我甚至在那里用十元买到最近逝世的美国哲学家罗蒂（Richard Rorty）的成名作《哲学与自然之镜》英文版。
住得久了﹐我便感受到深水埗的贫穷。我家的居住环境﹐还不算最恶劣。更差的﹐是那些住在「笼屋」的人﹐几十人挤在一个单位﹐每人只有一个铁笼般大小的床位。1990年12月南昌街笼屋大火﹐导致6人死亡﹐50多人受伤﹐人们才知道香港仍有那么多人居住在那样的非人环境。张之亮当年拍摄的〈笼民〉﹐便是以此为题材。深水埗也有许多老无所养的独居老人﹐天一亮便坐满街角的小公园﹐有的在下棋打牌﹐有的在发呆。新移民也不少。只要在街上转一圈﹐什么口音都可以听到。父母后来搬了两次家﹐却始终没离开过这区﹐而我每次回家﹐依然喜欢在深水埗閒逛。
5
1985年9月﹐我入读大角咀福全街的高雷中学。父亲为我读书的事﹐四处奔走﹐却一直苦无头绪。本来有私校肯收我﹐但学费太贵，最后只好选择这所同乡会办的学校。严格来说﹐这不算一所完整的中学。学校在一幢工厂大厦二楼﹐楼下是售卖五金钢铁的店舖﹐噪音不绝於耳。学校除了几个课室﹐没有任何设施。课程只办到中三﹐中四以后学生便要另选他校。
学校离家不远﹐步行15分钟便到。第一天上学﹐我发觉全班50多人﹐有七成是像我这样刚到的新移民﹐以广东和福建为多﹐但也有更远的。大家一开口﹐便察觉人人乡音不同。从一开始﹐我便喜欢这班同学。我们背景相同，谁也不会瞧不起谁，而且来到新环境，大家都需要新朋友，所以很快就混得很熟。平时下课后﹐我们会联群结队去「斗波」﹐往游戏中心「打机」﹐到桌球室找乐﹐周末甚至试过一起去大角咀丽华戏院享受三级片早场的刺激。我们有心读书﹐却不知从何学起。学习环境实在太差﹐学生程度又参差不齐﹐老师难以施教。我们渴望融入香港社会﹐却不知从何做起。我们对香港的歷史文化一无所知﹐父母教育水平又普遍偏低﹐更要日以继夜工作﹐根本无暇理会我们。我们好像活在一个隔离的世界﹐自生自灭。
开学不久﹐我们便一起去工厂做兼职。事缘有位同学的父亲﹐在製衣厂专门负责穿裤绳（俗称裤头带）﹐方法是用铁针將尼龙绳由短裤一端贯穿到另一端。由於工作多得做不完﹐同学便叫我们下课后去帮忙。工资按件计﹐一条一毫。如果熟手﹐一小时大约可赚到八元。工作本身极单调﹐但几位朋友一起﹐加上工厂可听收音机﹐不算特別苦闷。
我后来在工厂认识了一位负责牛仔裤包装的判头阿卓。由於他给的工资较高﹐而且工作较多﹐於是我和一位外號叫「大只广」的朋友过去跟他。阿卓和好几间製衣厂有协议﹐那里要人便去那里﹐因此我们有时在大角咀﹐有时在长沙湾和葵涌。包装是整个成衣生產流程最后一道工序﹐相当复杂﹐包括贴商標﹐摺叠﹐入胶袋﹐开箱封箱﹐以及用胶带机將箱扎好。由於出口订单有时间性﹐厂方往往要我们一两天內完成大量包装﹐非常消耗体力﹐而且有时要加班到深夜﹐不是易做的工作。
大只广是恩平人﹐比我大两岁﹐人有点侠气也有点流氓气﹐好抱不平﹐喜饮酒抽烟﹐平时三句有两句是粗口﹐上课常常和老师抬槓﹐是我们这群同学的领袖。我和他性格不同﹐却很投契。他的数学很好﹐英文却差﹐半年不到﹐已对读书失去兴趣。有次我们在葵兴下班﹐已是晚上11点﹐天下著小雨﹐我俩不知为什么打起赌来﹐谁也不让谁﹐结果决定一起步行回深水埗。那一夜﹐我们没有伞﹐却不畏雨﹐一边健行一边笑谈彼此的梦想﹐回到家时已是深夜一点﹐嚇坏了在家久等的父母。当时说过什么早已忘了﹐但那份对未来的豪情﹐却长留在心。1986年夏天﹐我领到回乡证后﹐便和大只广联袂返回故乡﹐会合我的几位同学﹐一起坐火车去桂林旅游。我们在漓江畅泳﹐在桂林街头放肆高歌追逐﹐在阳朔回味刘三姐的山歌﹐快意非常。
大只广读完中三后﹐輟学回家帮父亲做些中药转口的小生意﹐中间赚过一些钱﹐並请我们一班同学去鲤鱼门嚐过海鲜。后来听说他生意不景﹐又迷於赌博﹐以致欠下鉅债而要避走大陆。再后来﹐便没了音讯。我们的老板阿卓﹐好几年后听说原来是个偷渡客﹐遭警方发现﹐坐完牢后也被遣返国內。我们工作过的製衣厂﹐早已一一搬到国內﹐工厂大厦则被推倒重建为几十层高的豪宅。至於我那群新移民同学﹐绝大部分读完中三或中五后便出来工作﹐最多是到髮型屋做学徒。就我所知﹐能读上大学的﹐不足三人。而我读完第二年﹐便透过考试转到何文田官立中学做插班生。
现在回过头看，便觉得当时香港政府对待新移民的方式，大有可议之处。例如我们来港后，人生路不熟，却从没有人告诉我们要如何找学校，於是只好四出向同乡打听，象盲头苍蝇般乱撞。记忆所及，除了一家叫「国际社会服务社」的非政府组织提供一些基本英文课程，政府並没有为新移民提供任何协助。我们就读的学校，也从没试过为新移民学生提供什么特別辅导。我当时以为这一切都理所当然，现在才意识到，有多少新移民学童，在这样一种无助的状態中，失去多少机会和承受多大的挫折。只要政府在他们最有需要的时候，给他们多一点扶持和多一点关怀，他们很多將可以活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