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或者死,这是哈姆莱特的问题,经典问题。后现代问题不是生死,而是怎样生,具体地说,是生活于现实或者生活于虚拟现实。死几乎可以从后现代终极性范畴中剔除。
  人是可以复制的。身体可以被技术性地克隆,思维可以被技术性地读写,所以死亡虽不可逆,生命包括生命的个体性却应该可以无穷延续,无非把从这个身体里阅读出来的思维、技能等等刻写到一个复制出来新的身体里面去而已。这是一种身心合一。
  如果你认为人的身体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拥有大脑,那么你肯定也不在乎身体是谁的身体。这样,把你的思想信号转移到另外一个身体里面,你的自我将在那个被占据的身体里面得以延续,你甚至不会在乎那个身体是不是你的身体。极而言之,你不仅不在意躯体,也不会在意思维是否一定要经过大脑,只要有一种东西能够实现大脑的功能,你也能够接受。所以,把你的思维放到一个具有学习能力的智能计算机里面,你可以认为自己仍然存在着。
  如果把全人类都放到智能计算机里面去,人与人之间的全部关系便是这个自我与那个自我在计算机里面并存的虚拟关系。那真是一个“低碳社会”,或许只要太阳继续发光,计算机可以运转就行。如果计算机足够大,那么网络都可以省略,几十亿人全装进一个超级计算机就得了。而且这些“自我意识”仍然会认为社会继续存在,生活五光十色,品质不断改进。
  思想有多远,你能走多远,因为你的思想全盘存在,所以你在电脑里只占有一纳米的空间,思考时只占用超级电脑百亿分之一的运行能力,你也能觉得拥有整个世界并且获得永生。再没有地球养活多少人的问题,电脑能储存并提供多少个人的思维运算,就能养活多少人,资源极限就此突破。
  
  这是虚拟现实的极端想象。很没有人性是不是?
  是的,我承认这是一种无人性的未来。但极端想象有助于我们回到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这个基本问题上来。
  肉身不是一种次要的东西,不要以为人只要能想问题就够了,不要以为人只要精神和心灵就够了,谁要这么想,可以率先把他变到电脑里面去,让他脱离低级趣味,完全摆脱身体这个地狱的束缚,专心致志地发展精神美、心灵美和纯粹的思想。
  
  《真人游戏》(又译名为公民游戏/天地逃生/游戏求生/电玩逃杀王),被归类为“科幻动作片”,实际上,科幻片是实,“动作片”则概括不全。确实有动作,但总体而言,动作游戏只是虚拟现实社会中的一款产品,名叫“凶手”,供玩家发泄暴力,你操纵的游戏角色实际上是真正的人,开枪放炮那都是真正的杀人,简单说,那些游戏画面其实是相当于古罗马角斗场的真实厮杀,而角斗场的观众现在是游戏可以操作角斗士生死的玩家。
  世界上同时还提供了另一款游戏,这款游戏称为“社会”,那个游戏可使你进入欲望和美好的世界,歌舞升平,灯红酒绿,应有尽有,既和平又HIGH。
  你不在这个游戏里,就在那个游戏里。无论在哪个游戏中,要么你是斗兽场观众,要么你是角斗士;你要么是操纵者,要么是被操纵者。重要的一点是,被操纵者并不认为自己被操纵,而认为自己处在真实生活之中,他们认为只是在上班工作。
  而社会全体,则操之于游戏拥有人之手。可以说,现在,谁拥有游戏,谁就是上帝。现实,还是虚拟现实,界线已经基本清除。你活在现实中,还是活在虚拟现实中,你是自我,还是自以为自我而已,难以分辨。摧毁游戏,杀死游戏拥有者,就成了一种回复现实、杀死上帝的仪式。技术上来说,这是一种返祖行为,文化上说,这是人的生活的回归。
  
  虚拟现实是一个很好的词语发明。虚拟与现实,语义的反向,混搭产生了一种用于指称真假莫辨状态的词义。直接地,它来自于技术,指称电脑和网络技术所创造的新型交往和人的生存方式。不过,这个词也许不仅可以指称一种高技术下的生存状态,也可以提供一种人类生活历史性分析的框架。
  例如,洗脑或者催眠状态下,人可能难以确认自己是活在现实还是虚拟现实之中,人甚至将虚拟现实作为现实来认定。《1984》所说的无非就是这个事情。
  虚拟现实甚至可以作为精神症状的一种认知概念。可以说,精神妄想状态,就是一种虚拟现实状态。
  
  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出演的《禁闭岛》是一个精神控制与反控制的故事。疯人院是一个闭锁社会,这里进行精神控制的药物试验以及颅脑手术。前往调查病人失踪的警察,在岛上被引入催眠模式,一步步陷入认定自己就是一名新送进疯人院的疯人的恍忽状态中。你是一个看到妻子杀死三个孩子而疯狂的杀妻者,还是一个调查疯人失踪的警察;跟你一起上岛的人是警察搭档,还是你的主治医生?一套线索与事实材料,两套解释几乎都合乎逻辑,从而你需要去辩认,现实与虚拟现实的混杂,精神失常与精神正常的纠合,你需要一个定论,坚持你自己,还是听从精神病医生?
  
  真实或者游戏,精神正常与疯狂,清醒或者催眠,自主或者洗脑……都可以放到现实与虚拟现实的框架下。问题不是生死,而是怎样生。技术车轮滚滚,传统意义上的死甚至可以消失,死的恐惧转为生的惶惑。后现代状况下,生存质量的份量在上升,而生死之别的份量虽然仍然很重,但正在下降。首要问题不再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而是“我是谁,我到底身在何方”。哪里来哪里去,基于生死之别,以及由此产生的时间性意识;而身在何方由真伪之别产生,空间的地位在上升,当下的确认很重要。
  生活在现实中,生活在虚拟现实中?这是新的大哉之问。
                                   2010/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