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别的地方，机能的天然的平衡受到文明的破坏；文明总是夸张一部分机能，抑制另一部分机能；把现世为来世牺牲，把人为神牺牲，把个人为国家牺牲。文 明造成印度的托钵僧，埃及与中国的官僚，罗马的法学家与收税官，中世纪的修士，近代的人民，被统治者资 产阶级。在文明的压力之下，人有时胸襟狭窄，有时兴奋若狂，或是两者兼而有之。他成了一架大机器中的一个齿轮，或者觉得自己在无穷的宇宙中等于零。 —在希腊，人叫制度隶属于人，而不是人隶属于制度。他们把制度作为手段，不以制度为目的。他利用制度求自身的和谐与全面的发展；他能同时成为诗人、艺 术家、批评家、行政官、祭司、法官、公民，运动家；他锻炼四肢，聪明，趣味，集一二十种才能于一身，而不使一种才能妨碍另外一种；他可以成为士兵而不变作 机 器，成为舞蹈家歌唱家而不成为舞台上的跑龙套，成为思想家和文人而不变作图书馆和书斋中的学究，他决定政治而不授权给代表，为神明举行赛会而不 受教条束缚，不向一种超人的无穷的威力低头，不为了一个渺茫而无所不在的神灵沉思默想。仿佛他们对于人与人生刻划了一个感觉得到的分明的轮廓，把其余的观 点都抛弃了，心里想：
“这才是真实的人，一个有思想、有意志、又活泼又敏感的身体；这才是真正的人生，在呱呱而啼的童年与静寂的坟墓之间的六七十年的寿命。我们要 使这个身体尽量矫捷、强壮、健全、美丽，要在一切坚强的行动中发展这个头脑这个意志，要用精细的器官，敏捷的才智，豪迈活跃的心灵所能创造和欣赏的一切的 美，点缀这个人生。”
—《艺术哲学》丹纳著 傅雷译 P293~294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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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方加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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