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经译者及出版方同意，一五一十网站将从今日起连载本书的电子版。商业媒体或其他网站转载，请与出版方联络咨询相关事宜，个人博客转载请注明1510网站链接。
原作者：Peter Ackerman，Jack DuVall
翻译：刘荻、张大军、任星辉、范冠萍
校对：张大军
引言
正义和力量必须结合在一起，这样，所有正义的可能都是有力量的，而所有有力量的可能都是正义的。——帕斯卡尔
故事
在1981年12月的一个星期五晚上，列赫 瓦文萨以及团结工会的其他领袖们在一次会议后于格但斯克被捕。在十六个月的时间里，他们的自由工会运动通过占领工厂和举行罢工而动摇了波兰共产党权力的基础。那时已经实行了戒严，而团结工会在枪杆子的逼迫下眼看着就要失败。不过，当他被带走时，瓦文萨质问逮捕他的人。他对他们说：“就在这一刻，你们输了。”“我们被捕了，但你们却加速了你们的共产主义政权的垮台……你们会跪着回来找我们。”1
如果只有暴力才有力量，而且如果没有应对压迫的方法，那么，瓦文萨的说法就是荒诞不经的。不过，他明白，团结工会已经通过让政府得不到波兰民众的认可而决定了抗争的走向。当国家穷尽其强制他们服从的办法时，它就不得不进行妥协。七年之后，曾经关押瓦文萨的沃依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邀请他与团结工会其他领导人参加圆桌会谈，而该次会谈的结果是新政府的选举和组建。瓦文萨在1990年成为波兰的总统，而仅仅在十年之前，他还只是造船厂的一名电工。他从未开过一枪，团结工会中的其他任何人也没有。不过，他们一起撕毁了专断权力的遮羞布，并将自由带给每一位波兰人。
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瓦文萨与其他许多国家首脑一道在每年的九月份聚集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开幕式。这些先生和女士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民主选举出来的总统和总理。如果这种会议是在一百年前举行的话，除几个人之外的其他所有人都会是国王、皇帝、将军或者其他凭借暴力手段或王朝继承获取权力的统治者。这是二十世纪带来的最为重大的政治变化，可是，若没有那些凭籍非暴力力量而非武装力量反抗压迫性统治者的普通民众的行动，这种变化就不会发生。本书的主题就是，这种力量是如何发展并被加以运用的。
这一历时一百年的故事讲述的是以非常不同于枪炮和子弹的武器与根深蒂固的政权或者武装力量抗争的民众运动。在所有这些抗争中，破坏性的举措被用作惩罚手段，也即用以牵制或惩处对手并赢得让步的进攻性措施。诸如请愿、游行、罢工和示威之类的抗议被用来动员民众对运动的支持。诸如罢工、抵制、辞职以及公民不服从之类的不合作形式有助于打乱政府的运转。诸如静坐、非暴力的蓄意破坏以及设置障碍物之类的直接干扰行为打击了许多统治者压制其民众的意志。2
历史上的成效是巨大的：独裁者被推翻，政府被颠覆，占领军受到阻遏，并且压制人权的政治制度被摧毁。由于人们进行非暴力抵抗以摧毁他们的对手主导事件的能力，很多整个的社会就因此被改变了，不管是在突然之间还是逐渐地改变的。本书以及我们帮着制作的与之相伴的系列电视纪录片的核心问题是，这是如何发生的，以及作为非暴力行动之根基的理念。
所有这一切都肇始于俄罗斯。在鲍里斯 叶利钦于1991年站上莫斯科的坦克并大声嘲讽政变企图之前八十六年，俄罗斯人向圣彼得堡的冬宫游行，以向沙皇呈交请愿书。在这两个时刻之间展开的是一个充满动荡的世界性的演化过程，而这一演化导向对力量的一种新的理解：真正的力量来自它所辖制的那些人的认同，而不是来自对他们的暴力威胁。在反对独裁政权、侵略以及蔑视人权的伟大抗争中，这种观念诞生了，而标志着其诞生的是那些非凡的个人所做的决定以及他们的成功和失败：
一位东正教的教士-乔治 加蓬-在1905年说服150,000名工人同意在俄罗斯古老首都冰雪覆盖的街道上游行-这是二十世纪对专制权力的第一次公开抗争。他激发了全国范围的群体行动，其结果是，该国首次出现由民众选举产生的全国性议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布尔什维克夺取俄罗斯政权打开大门，并要求德国支付赔款。在此之后，鲁尔区的矿工和铁路工人们于1923年抗击入侵的法国和比利时士兵-他们是被派来攫取德国的资源的。他们拒绝合作并破坏侵略者的目标，直到英国人和美国人施压让军队撤出为止。
莫罕达斯 甘地在1930-1931年间在印度领导反对英国人的大规模公民不服从行动。他说服其跟从者停止支付盐税并不再购买由英国统治者所垄断的布匹和酒饮料，借此强化该国富有成效的迈向独立的长期努力。
在二战中的德国占领期间，丹麦的公民拒绝支持纳粹的战争努力，并在1944年夏天让他们的城市陷入瘫痪状态，以此迫使德国人结束宵禁和封锁；纳粹占领下的其他欧洲国家的民众也以非暴力的方式进行抵抗。
萨尔瓦多的学生、医生和商人们受够了一个长期执政的军事独裁者给他们国家带来的恐惧和残暴，于1944年组织起公民罢工行动。在没有拿起一杆枪的情况下，他们使这位将军与其最亲密的支持者-包括军队里的人员-疏离，并迫使他流亡。
在英国人离开印度之后不到十年，佐治亚州的一位浸信会传道人-牧师小马丁 路德 金博士-听从甘地的教导，带领其非裔美国人同胞开展为期十五年的游行和抵制运动，以颠覆美国南方的种族隔离做法。
在金博士被暗杀后几年，通过采取为苏联集团很少遇到的新的社会行动方式，波兰的异议人士反抗共产党人的统治。后来，工人们罢工并赢得进行组织的权利，导致团结工会的产生以及共产主义最后的终结。
在波兰的变革酝酿发酵的同时，阿根廷的一群妈妈们被她们的政府在其儿子失踪问题上的沉默激怒了，开始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中心广场上游行。她们一直到该国的军人政权的合法性受到削弱时才停下来，这导致政府在福克兰群岛战争溃败之后倒台。
当阿根廷的将军们倒台时，在安第斯山对面的智利，奥古斯托 皮诺切特将军正面临蓬勃兴起的民众运动，而该运动对其独裁政权发起了一系列的抗议活动。最后，通过一次他按道理讲不会输掉的全民公决，它们将他赶下台。
在半个世界之远的地方，在费迪南德 马科斯于1986年盗取菲律宾的一场选举之后，一位被暗杀的反对派领袖的寡妇带领几十万人走上街头。他们支持由具有改革意识的军官所发动的叛乱，让那位独裁者没有任何机会去凭借暴力维持权力，而且他逃离了该国。
在菲律宾人重新赢得他们的民主体制之后不久，通过组织抗议和抵制并建立他们自己的社会服务网络，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军事占领西岸和加沙地带提出挑战。这一波非暴力抵抗行动成了巴勒斯坦起义的最大的组成部分-即便这是最不显著的部分。
在团结工会继续抗争的同时，南非的抵制的组织者、工会和宗教领袖携手发起反对种族隔离的非暴力运动。与国际制裁一道，它们有助于迫使当局释放纳尔逊 曼德拉，并就民主的前景展开谈判。
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几天，成千上万的捷克学生坐在布拉格瓦兹拉夫广场的边缘，反复唱道：“我们没有武器……世界正在注视着。”几周之内，该国的共产党政权以及东德、匈牙利、保加利亚乃至蒙古的与之相像的其他政权都烟消云散了。
在1990年代，一位缅甸母亲-昂山淑姬-在还处于软禁状态时领导了她的国家的民主运动，当时，在抗争中支持缅甸年轻人的是一个新的由非暴力活动人士和实践者所组成的世界性群体。
在1999-2000年间，在海外民主团体的支持下，一个由学生领导的抵抗运动和一个统一的政治反对派动员起来，在投票站击败斯洛博丹 米洛舍维奇总统。由于其安全部队因非暴力叛乱而失去效能，在面临着大罢工的情况下，欧洲的最后一位独裁者投降了。
无需暴力而获胜的可能性在上述所有抗争中都存在，而每个故事中的突出人物之间的互动决定着这种可能是否会变为现实。从德国的钢铁大王到智利的摄影师，从列夫 托尔斯泰到戴斯蒙德 图图，从丹麦国王到田纳西州的市长：他们以及这些故事中所描绘的几十位其他人都起到了作用。毕竟，我们叙述的是个人的言论和做法：那些激励或领导运动的人士的激情；他们所战胜的独裁者们的傲慢、狡诈和最终的耻辱；以及二十世纪“人民力量”次第展示过程中被人发现的那些天生的才能、愚蠢的失误以及令人震撼的牺牲。
一位著名的非裔美国人牧师及其妻子在1936年拜访了莫罕达斯 甘地，曾一度问他非暴力抵抗是否是“一种直接行动的方式。”甘地铿锵有力地回答道：“它不是一种方式，它是唯一的方式……它是世界上最有力的行动力量……它是比电还要积极的力量，甚至是比穹苍更为有力的力量。”这好像是说，他没有将它设想为信念的产物，而是视它为一种带有可应用之法则的科学，并在应用时产生可以预料的力量。
人们通常会想当然地认为，对非暴力抵抗手段的选择是出于道义上的原因，但历史记录却表明事实并非如此。二十世纪采用非暴力行动的大多数人这么做的原因是，武装或者物质力量不是一种可行的办法。有些人只是缺少足够多的武器来发动暴力反叛；其他人则在最近看到暴力抗争的失败，并给生命和财产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可是，因为攸关人们最为重要的利益，且因为他们决心将统治者赶下台或者取消压制他们权利的法律，他们就被迫拿起其他非暴力的武器。那些在我们的故事中采取非暴力行动的人士不是要缔造和平。他们是要战斗。
冲突
在二十世纪跨越海洋的重大战争之前、之中和之后发生了一系列其他的冲突，这些冲突不是出现在国与国之间，而是在国家内部，并且无关征服或者意识形态，而是关乎自主、免受一个党派或者族群支配的自由、以及民主。在新闻和娱乐媒体因而也是我们的集体记忆中，这些冲突受到战争、种族屠杀、地毯式轰炸和恐怖行动的遮蔽。然而，我们讲述的故事中所采用的非暴力惩处行为与二十一世纪冲突战略与策略的相关性远远大于战壕中反对德国皇帝的战斗、太平洋上的海军决战或者印度支那丛林中的游击战。
本书不是一部关于非暴力行动在其中发挥作用的二十世纪所有冲突的全面历史。相反，每一故事都表明，非暴力的惩处行为是如何可能成为一种削弱和罢黜看似难以应付的对手之战略的生死攸关手段的。通过所有这些冲突，关于非暴力之力量和实践的长达一百年的观念演变过程都可以追踪到。本书前三部分的构成是为了说明非暴力行动是如何被用于三类主要冲突之中的。
第一部分-迈向权力的运动-讲述非暴力的惩处行动是如何在二十世纪三次伟大的改变国家的民众自主运动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在世纪之交的俄罗斯反对帝国王朝的运动，印度的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运动，以及波兰的反对苏维埃体制的运动。
第二部分-抵抗恐怖行动-阐述在国家暴力达到顶点的二十世纪中叶，公民抵抗者是如何抗击军事占领者或者统治者的。它讲述德国人是如何在1920年代阻挠入侵的法国和比利时人，丹麦人和处于德国占领之下的其他欧洲国家的人民是如何在二战期间颠覆纳粹政权的，以及萨尔瓦多人是如何在1944年罢黜马丁内斯将军的。而且它追述阿根廷人和智利人是如何在1970和1980年代打击那些也穿着制服并让其民众感到恐怖的统治者的。
第三部分-权利运动-描述非暴力的惩处行动是如何在二十世纪后半期被用于反对许多政府以争取权利的：美国的民权运动是如何松动美国南方的种族隔离做法的，南非的黑人多数族群是如何推翻种族隔离制度的，菲律宾人是如何驱逐独裁者并恢复民主体制的，巴勒斯坦人是如何抗击以色列对被占领土的控制的，以及中国、东欧和蒙古的民众力量是如何挑战他们国家的一党制政权的。
第四部分-暴力和力量-考察两个相反的案例。在这两个案例中，选择暴力反抗或者恐怖手段的运动通常所造成的社会混乱和政治损失要远远多于它们收获的权力。它还探究先进的技术、国际制裁以及其他变动中的条件是如何可能让那些在二十一世纪采用非暴力力量的人士增强影响力或者受到限制的。
每一故事的主线是那些采用非暴力行动的人士与其对手之间的一系列交锋。我们的有些故事是关于这些缓慢成长的运动的：它们在使用非暴力力量时表现出很大的动能和灵敏性，但是却为了长期的梦想而放弃短期的收益。其他故事则是有关那些快速组织起来的运动的：它们的带领人是卓越的业余选手，但却似乎迅速地克服一切不利因素。不过，在所有案例中，决定其命运的是每一方所选择的制裁措施中所内含的战略。
上述故事所展示的连续性并非只在二十世纪末才是清晰可见的。推动事件演变的领袖们常常从早前的经验中吸取教训。激励甘地的是俄罗斯1905年所发生的事。非裔美国人的领袖们去印度学习甘地的策略。当智利人在1980年代组织起来反抗奥古斯托 皮诺切特将军的独裁政权以及菲律宾人组织起来反对费迪南德 马科斯时，他们受到理查德 安腾巴罗的电影甘地的影响。
甘地面对的是英国的殖民统治者-这一对手非常不同于丹麦人所面对的德意志国防军。美国的民权领袖们有法律和美国宪法的支持-这一优势是波兰团结工会所没有的。不过，上述冲突中的所有非暴力参与者都采取非常类似的方法来达成不同的目标，而且由他们的经历所凝练成的教训都有违于传统的看法：
对非暴力惩处手段的使用比通常设想的要远为频繁和普遍。它们都是世界每一角落和二十世纪每个十年期中的创造历史的斗争中的关键组成部分。
非暴力行动在反对所有类型的压迫性对手方面都发挥了功效，而且下述两个现象之间没有相关性：针对非暴力抗争者所使用的暴力的强度，和它们最终获胜的可能性。有些经受最残暴对待的非暴力行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当非暴力运动试图将暴力纳入其战略时，它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一旦一个政权受到致命力量的攻击，它聚合内部的支持并展开镇压的能力就会提升。
动员和维持一个适合于非暴力行动的民众运动应与强化公民社会和建立或延续民主体制同步进行。
尽管存在着上述事实，民众的想法还是一直纠缠于两种关于非暴力冲突的错误观念。首先，既然二十世纪的两位最为人所称颂的非暴力运动领袖-甘地和小马丁 路德 金-都是因为宗教上的呼召而崛起的，非暴力行动被定型化为一种道德上的偏好，而非一种讲求实用的选择，因而模糊了它在冲突中的战略价值。其次，自马科斯于1986年垮台以来，对大规模非暴力行动的新闻报道所造成的印象是，“人民力量”来自城市街道上躁动不安的人群的规模或能量。尽管从身体上对抗一位对手可能是必要的，有效非暴力行动的真实韵律是自发性弱而目的性强，戏剧性弱而技术性强。它与大喊口号和将鲜花插在枪管上没有什么关系。与它有莫大关系的是让政府与它们的控制手段分离。
许多人预测，二十一世纪将会出现一系列激烈但却是地方性的冲突。在这些冲突中，主张收复国土者试图攫取原有的土地，族群党派会争取独立，或者不满的少数族群会寻求安置自己的代言人。不过，所有地区性利益通常都是以渴望权利的形式表达的。民主大国认为，如果权力建立在自治的基础之上，那么权利就能够自由地加以争取。如果确保民主总是问题的解决办法，那么下述哪个做法更有优先性呢：是让冲突各方保持原有状态，还是提倡卷入冲突的办法以至于更有可能结出民主的果实呢？
在至关重要的人类利益一直处于竞争态势的世界上，冲突会发生，而且只要人们相信暴力有助于他们获胜，暴力就会被用于冲突之中。如果另一种更为有效、无需付出暴力代价的获胜方法获得更广泛的认可，暴力就会开始被看作是为某一事业而奋斗的一种较为不合理的方法。由于假定所有的冲突都会趋向于暴力，大部分政策制定者迷恋于削减武器或者解决冲突，将它们看作是减少致命性暴力的主要途径。可是，在二十世纪的十好几场重大冲突-双方在其中争夺对某一国家之前途的控制权-中，战略性的非暴力行动而非暴力是具有决定性的争斗模式。既然暴力作为冲突的手段可以被替代，减少暴力的目标不一定总会因另一项任务而受到拖累：化解冲突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