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国，或者穿越
最近一个礼拜很热闹，于是我也思维很活跃，脑子里一直在琢磨一些不着调的事儿。
《清明上河图》大家一定都看过，现在还在SB会中国馆那里挂着展览呢； 这画画的是一千年前左右世界上最发达的城市的风貌。从那上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条大街，门面房拿来做生意，街上热闹非凡；后面是民居，安宁得很。这个现象，以前从来没觉得有什么特殊，因为今天的中国，大多数街市，仍然是画中的模样，虽然服装与建筑有了升级版，但其中的氛围，大家都熟悉。
可它其实记录了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变化——空间的限制被打破了。“坊”和“市”不再区分，而是混插在一起（我想好多人应该对历史课本上唐代长安城的布局图尚有印象，那里“东市”“西市”之类清清楚楚布局分明的一块块地界啊……）；也就是说，从那时起，中国人想打酱油，不用路远迢迢穿过住宅区去城东的商业区shopping，而是出门左转即到，菜下锅了发现没料酒杀出门去也还来得及。
宋代城市的另一个发展是“夜市”的诞生，时间的限制在这样一个发达到不可思议的时代也被打破了。从那时起，就算是太阳落山了，没有电灯的中国人出门还是有一个热闹繁华的市集在迎接着他们的（我们的祖先是多么会享受生活啊~）。到今天，夜市也还是华人生活的一部分。想我当年住刘潭乡下，每逢夜幕降临，酒足饭饱的婶婶与堂弟就以给我买烤鸡翅吃引诱我随他们出门；如今想来，真是托了宋朝的福啊！
所以，对于如今的中国人来说，如果要体会一下“坊”“市”分明，没有夜市的大唐风采，除了穿越之外，你唯一的路也就是出国了——即便如此，你去的城市，八成是不如长安城的规模的。
我现在就在这样一个“一千年前”的小镇上发呆，所有的商店都集聚在high street上，下午五点左右都忙不迭地打烊；中秋月圆的时候，我唯一一次乘着夜色去镇中心，看见了整个黑茫茫一片的沉默市镇，十一世纪城楼状的教堂矗立在镇的中心，银色的月光一照下来，那阴影要多狰狞有多狰狞，那氛围要多恐怖有多恐怖； 那一瞬间完全可以让人理解为嘛我们看着圆月想到花好月圆而他们看到圆月想起了狼人，果然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可那也未必仅仅是穿越回了千年前的唐朝，或者也是穿过去了未来的中国城市——现在的中国城市不是都在学着西方的“先进”办法，心心念念地要把住宅区与商业区分开来么？又有多少人知道，那曾经是千年前中国已经淘汰了的城市规划模式呢？仔细看看，我们是这样茫然地迷失了自己呀。
我们熟悉的历史课本上，可能有太多的谎言与瞎吹，但文明古国这四个字，这片土地太受得起。
二：李卓吾的命运
1527年，李卓吾出生在福建泉州的南门外。他的曾祖母是波斯人，所以家族信仰曾受伊斯兰教的影响。
然后他开始成长了，读书读书啊，很有天分，读的很多很好。但是他性格倔强，小的时候，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这种倔强的性格也影响了他的命运。
读书读很好的李卓吾后来就中举了做官了，中举的时候他很年轻，只有二十六岁。他当过国子监博士，当过知县、知府，但最喜欢的还是学问，常常与人切磋讨论；业余爱好是教书，一路当官一路讲学。后来当官当当烦了，就不当了，干脆就四处游历，四处讲学。
以一个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李卓吾命运的闪光点，到他弃官之后才开始出现。这家伙是时代的叛逆者，最恨“道学先生”，不停挑战当时奉为正统的儒家思想；后来剃头当了和尚，却不受戒不念经奉佛，只为了表示自己对这世俗的鄙夷。这种人物，在那个时代，严重地不和谐，严重地颠覆着大明立国的思想基础，他自己也不否认，他是这时代的一个“异端”。
只是他所以成为“异端”，不是因为不爱学问，恰是因为对学问太喜爱，太认真，执著又不愿放弃自己的理想。所以这异端并未被中国的历史唾弃，他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学问家，虽然他的观点对当时的大多数儒生来说，真是叛逆得可以。
1581 年，弃官了之后的李卓吾游历在中华大地上，还是便走便讲学，一遍讲学一遍也在把自己的不和谐思想整理成为著作。 他讲学也没什么排场，用现代的话说，深入到劳动人民中间；不管你是走卒贩夫还是妇女同胞，都可齐聚一堂来听他讲课。虽然他的课不是很正统，课上还免不了把周敦颐、程颢、张载、朱熹这些政府倡导的重要思想指导家一个个骂过来，不过他的课貌似很受欢迎，在社会上影响还挺大滴。毕竟，这尘世间天天要为生计奔波的普通男女——即便不知道这人以后会在历史上留下的声名——有多少人能得到机会聆听一个前国子监博士的讲学呢？
1602 年，在李卓吾到处讲学了二十年、写了一堆堆的著作之后，他终于被当朝首辅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搞进了监狱。 那年他七十六岁，朝廷决定押解他回福建原籍，不让他再到处乱走乱说话了； 李卓吾听到这个消息，微微一笑，说“我年七十有六，死以归为？”不久，在牢里呆久了的他“呼侍者剃发”，趁着这个机会夺过剃刀，朝着自己的喉咙上割去……
他在两天之后才艰难地死去。期间，狱卒通过在他手心写字的方法问他：和尚和尚，你为何自裁？
李卓吾在狱卒的手心里颤颤巍巍地写道：“七十老翁，何所求？！”
三. 文明古国
李卓吾死了，以一个和尚和儒教思想者的身份；根据他的遗嘱，他被严谨地按照伊斯兰教教徒的方式安葬了。那是1602年。
我好奇的是这样一个人，如果那时不是生在中国，会有什么样的命运。
1558年英国著名宗教改革家约翰·诺克斯曾在自己的著作中写到：“女人凌驾于男人之上……是比自然界的畸形怪物更可怕的事。女人天生软弱、愚昧和缺少耐力，……倘若女人统治男人，实际上就是……愚人管理智者，这是……对上帝建立的人类秩序的破坏和亵渎。”
这样的思想水平，如何能理解李卓吾作为学者会坦然地评价一个女皇（武则天）为“政由己出，明察善断”的“圣后”？
伊丽莎白一世，比李卓吾年少六岁，1560年，她登基两年后，一位外国来使还因为与女王直接讨论重要问题而受到大臣的责备，因为“那么重要的事情，以一个女人的知识是无法理解的。”
而这时的中国，在每一堂课上面对着不同男生女生的李卓吾曾写道：“不可止以妇人之见为见短也。故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设使女人其身而男子其见，乐闻正论而知俗语之不足听，乐学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恋，则恐当世男子视之，皆当羞愧流汗，不敢出声矣。”
是的，在那个欧洲贵族还在以自己的高贵血统与目不识丁而骄傲的年代，李卓吾的课堂上，学生无分贵贱，男女平等。即便是贩夫走卒，也有向学之心，也可以听这样一个大学者的讲座听得津津有味，这就是文明。比起西方那种穿着精致服饰会装模作样为女士开门拉凳子的文明与开化，我更敬佩这种属于中国的文明。
那时的英国的牛津、剑桥等大学也已经存在了数百年，可是要剑桥达到李卓吾的思想高度，还有漫长的几百年要走——19世纪，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三十年，剑桥终于出现了女老师给女学生授课的女子学院；1972年，剑桥的男子学院才开始招收女生；1988年，在我们这代人已经出生之后，剑桥的最后一个男子学院终于也必须招收女生了。那一年学期开始的时候，全院的男士都带上了黑色的臂章，学院当天下了半旗。
如果生在那个社会中，李卓吾可能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对剑桥来说，任何要获得硕士头衔、 学院官职或教授席位的人，必须是英国的国教教徒。 对李卓吾那样一个与儒教、佛教、伊斯兰教都深有渊源的人来说，如果身处那个时代的欧洲，他的命运几乎是直接通向了绞刑架；何况他还是一个自己都承认“异端”，一个不断著书立言的知识分子，如果是在那里，他的言论也会把他引向宗教裁判所熊熊的火堆。
但李卓吾生在了中国，所以得以用大半生游历全国，自由讲学，不同阶层、不同性别的人同样在他的课堂上，不同的观点，可以公开地一再讨论与宣讲；国子监博士与路人甲乙丙丁的交流不会让任何人大惊小怪，这样的一种文化，生命力怎么会不强盛？在麻城的大街上，那个男女老幼都能参与的课堂，在我看来，比剑桥那些镌刻着皇室徽章的课堂，更有尊严，更有光彩。
我们每个人都听说过的，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文明古国”；可是多少人知道，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相比，这四个字，她太受得起。
四：谁塑造了你的中国记忆？
可是，我们都知道的那个专制、封建、男女严重不平等的中国，你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吗？
说来诡异，我们对自己国家的笼统印象，竟然主要源自外国学者；那个名字，你也许也曾听过：孟德斯鸠，启蒙时代的重要思想家。
从传教士从中国带去的资料、旅人的传说与他自己的臆想中，从没到过中国、没见过一个中国人也不认识一个中国字的孟德斯鸠，曾经在他的《论法的精神》中狠狠批判了一把中国；这并不算特别奇特的情况，因为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多半都对中国的情况有一定的基于传说与译著之上的了解，而那时——17世纪——欧洲的思想家们普遍对中国充满了赞誉与钦慕之情。
决心打破这一切的孟德斯鸠所描述的那个中国，荒腔走板到超出中国人想象的境界：
“中华帝国首先被禁锢在北方诸省中，因而其面积不太辽阔和气候不会那样令人萎靡不振。它保持了一些相当纯朴的风俗习惯，得到了一些无论是豪华还是财富都不能使之腐化堕落的明君”； “由于中国具有如此的地理气候，大家在那里自然会趋向奴颜婢膝地服从君主”……
孟德斯鸠极力把中国人描述成为一群处于专横统治之下的惟命是从之徒和奴隶，主要是为了借个例子来攻击君主专制；实在与中国本身如何并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在清朝末年，同样是为了批判君主专制的严复翻译了孟德斯鸠的著作，把他的这种思想介绍回了中国，在当时在清廷统治下的国人中引起很大反响。机缘巧合之下，这部书上对中国的批判竟成了近代中国对过去的自己批判的雏形。
一部畅销书足以颠覆一代人对某种事物的印象，先入为主，没多少人会在读过了孟德斯鸠的书之后还有机会读到同时代其他欧洲思想家对它辩驳：“这些人从表面现象判断一切：看到一些人跪拜，便认为他们是奴隶，而接受人们跪拜的那个人必定是 1.5亿人生命财产的绝对主宰，他一人的旨意便是法律。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伏尔泰）“…… 特别是孟德斯鸠先生曾经大胆提出许多猜测。这些推测常常被他如此巧妙地加以利用，使得它们成为反对这种统治的如此之多的似是而非的诡辩”（魁奈）。
当孟德斯鸠极力地攻击着他想象中的那个专制暴君统治的国家时，他一定不知道，差不多同时代的中国，民间兴学、自由讲学的东林书院里儒生的声音正在响起，一群手无寸铁的书生，怀着对家国社会的热爱，怀着引领世俗的理想，慷慨激昂地抨击政事，倾动朝野，把皇帝逼得没路可退。后代学人黄宗羲评论他们说“一门师友，冷风热血，荡涤乾坤”：“我们这一门的老师和同学，大家互相勉励，在冷风中前行，环境很坏，可是我们有热血，我们要洗清这社会”……“冷风热血，荡涤乾坤” ——多么漂亮的话语啊！ 这样的慷慨决绝，孟德斯鸠无缘得见了，也许，他见到了也很难理解；毕竟，他真正关注的，是自己身在的那个专制世界。
也不仅仅是一个孟德斯鸠，在他的这种观点被提出之后，历经革命、科技发达起来的欧洲世界逐渐接受这种视角，对中国的观点也经历了改变。清朝中期来中国的传记作者就曾这样记述中国人的野蛮落后（大意）：“同性恋的现象在这里相当普遍，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上至朝中的大臣、下至街上的民众们，竟然公开谈论这种现象而毫无羞耻之心。”
而现在，当对同性恋的歧视已经变成了社会落后的象征的时候；那些来自异邦的好奇眼睛，即便是有意要用公正与客观笔调描述这个社会的人，总也不会忽略那些同性恋如何在中国受歧视的种种迹象——不是刻意污蔑，而是所受的教育与思维的惯性。
怀着如何的心，见到的就是如何的世界。
而中国始终只是那个被外界投射他们自己的镜像。
可是类似的那些林林总总的观点，却在二十世纪早期的时候被我们不加选择地吸收了过来；从五四一路开始，我们拾起了亮眼的代表了先进的西洋镜，老祖母们习惯使用暗淡铜镜，被收到了箱底，生出寂寥的绿锈。可是崭新的镜子，有没有照出真实的自己呢？
古代的中国专制吗？封建吗？如果今天再去问欧洲那些已经学会了中文、可以在图书馆里亲自翻阅古文典籍的汉学家，他们一定都会给你一个否定的答案；如果去问那些深入书斋，潜心研究的华人历史学者，他们也一定会给你一个否定的答案。
但这些却已经是中国人心中最普遍的对他们祖先的记忆了。
五：桥边红药，知为谁生
读多了关于古代中国的记忆，再望回现实的世界，便有太多的不情愿。
上大学的时候，香港理工大学一个教授来给我们讲座，指着席下的我们说：“Your generation…you are more American than Americans.”
台下的人目瞪口呆，好像听到了天方夜谭。
可是，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文化，真的被我们了解吗？我们那些关于祖先的记忆，是真正去读过了古书留下的记忆，还是不自觉也不自知地从过气的外国人的视角来看来思考的？
清朝末年，外交官陈季同注意到欧洲人书中出现的中国女人往往是一副“无知奴婢的可怜相”，曾专门在他的法文著作中写到：“中国女人闭门不出，使人们没有机会对她们品头论足。但……她们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她们的建议往往比男人的决定更加深思熟虑、更加审慎和明智。”——而如今，大多数的国人脑海中对古代中国女性地位的印象，是和陈季同相似呢，还是与当时的欧洲人更相似？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么喜欢历史的民族啊，四大名著本本都写得好像历史一样，《牡丹亭》这样的爱情故事，开篇先要把男女主角写成柳河东和杜工部的后代……在这样的民族，天子当政，文人做官，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对历史负责。
可是这一点，在我朝，不成立。曾经有人对他的上司说过：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但没有人听他的。到后来，他自己也已成了史书上含含糊糊的悲惨一笔；人相食，却还没有上史书。
有多少人，如今一提起古代，很顺口地就说出“两千年的封建专制”；可是古代的皇帝，不知多少的命令会被公正的宰相在御前会议时挡回去，或是‘留中不发’，或是‘面折廷诤’，这些书生想到的，既是天下万民之福祉，亦是对历史的交代，唯独不是天子的威势。曾经我们有过多少御使，明日准备上朝廷诤，先一夜在家里买好棺材，表达自己宁可牺牲生命也不会退让的决心；这样的人，到如今，还有吗？那些如东林书院一般自由讲学、抒发己见以至成为全国舆论中心的民间力量，还存在吗？那些为了心中理想与原则、不惜触犯天颜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历朝历代上从来不罕见，可是现在，到哪里去了呢？
偏是身处在这个时代的我们，理所当然地说着古人“专制”“落后”；满脑子的政治观念与历史观念都是舶来品，却最喜欢说“爱国”； 如果真的爱她，能否认真地看清她的样貌，看到她受过的那些伤害，理解她的精神，理解那些藏在古文与文物身后，却仍与我们的脉搏同频率跳动着的文明与准则?
如果我们对这国家最基本的文化观念都充满误解，如果我们对这个国度的过往最基本的印象都是有偏差的，那我们，究竟能否明白自己是谁呢？
六：听闻金桂又飘香
那天无聊时，用手机看地图，翻着翻着就从自己所在的伦敦翻回了故乡。
在地图上看着“东林书院”一点一点变清晰，突然很不应景地在这异国他乡想起了那些五百年前的古人。他们与我一样也只是学生，却坚持着超脱世俗的信念与理想； 抨击时政，批判那些当权人物的不当言行，勾画那个理想中的清明世界并为此努力——在五百年前的他们，以此为知识分子天然的责任。而现在，理解他们的人还有几多？为什么当如今的知识分子再试图作同样的努力，即使被“打入天牢”，换回的却是无数百姓聪明的鄙夷与识时务的攻击呢？
唯有掉转视线，心情才不再沉重。沿着人民路往城外走，惠山是那么显眼，现在的这个季节，满山的树叶应该已经泛出了不同色彩……园中可有金桂飘香？二泉之畔是不是还是有那么多市民聚在一起欢喜热闹地唱着地方戏剧？
我仿佛可以看到，公园旁的古镇上，那石板街、如织的河流与粉墙黛瓦的老屋，那幽幽的细长小巷……
市郊的村庄里，大白鹅像主人一样嘎嘎声叫唤着在乡间小道悠闲踱步，狗像小孩一样一时兴起就挨家挨户串门，还有乡下人家院子里种的蜡梅树、养的万年青或吊兰，这些细节，都是不知不觉渗入记忆中的，此刻，它们亲切无比。
到底，远离纷乱的时事，深入乡里之后，这世界，似乎从来都没有过太大的变化。
真正为我们所拥有的中国记忆，或许就蕴藏在这些最不起眼的生活细节里。它们安宁，和谐，顺应自然，三月品清茶，四月观海棠，五月看垂柳依依撩动一池春水……每一个时节，都尽情欣赏它的美好，暮春的时候，去野外踏青游玩；盛夏的时节，离家不远的地方总有一个池子种着满塘不蔓不枝的荷花；重阳登高望远，冬日踏雪寻梅——许多童年里最平常不过的记忆，长大一翻书，一代代古人都做过相似的事情，写过相关的诗歌。
“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千年前，这几个字引得完颜氏怦然心动，挥师南下，誓要踏足江南。
如今的我，看着这样的诗句，依然可以想到我熟悉的江南景象；竟是千年未变的贴切。
是否应该庆幸，在经历过那么多变迁更迭之后，好歹，我们还保留着一块柔软的地方，是可以直接与我们的祖先对话，承接上他们那些浩瀚的记忆的呢？
这样想着，我不断地缩小着地图，看着街道变得紧密，看着“东林书院”几个字逐渐消失，看着“无锡”这城市成为地图上小小的一个点，看着蓝色的箭头出现在画面中提示我自己的位置是在遥远的大洋彼岸……然后，伦敦复杂的交通网络在地图上膨胀开来……
我的思绪终于可以回到它开始的地方，我也要面对现实中的一切了。那曾经琢磨过的记忆，此刻收在脑后，仿佛一场漫长而艰辛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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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手边没有中文书可及时查证，文中所提及的诸多史料，多半源于记忆中的模糊印象。条件所限，错漏在所难免，敬请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