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news.qq.com/a/20091231/002172_13.htm
2009腾讯网“影响中国年度华语传媒盛典”
年度最佳专题报道：
凤凰周刊：泛突厥主义阴霾下的新疆问题
分离主义困扰的世界 维吾尔与中亚地缘政治
新疆问题与中亚地缘政治
□ 记者 段宇宏
中亚五国中，除塔吉克斯坦人为操东波斯语的民族外，其他国家的主题民族均为突厥语民族。通行在突厥语各族知识精英中的一种说法，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中国称柯尔克孜族）等本来就是一个民族，由于政治上长期不统一，近现代被沙俄与苏联分而治之，人为划分成了数个民族。尤其是维吾尔与乌兹别克，他们认为完全就是同一民族，相似性达到100%。
突厥语诸民族文化的互相影响往往难分彼此，譬如大陆人熟悉的维吾尔传奇人物阿凡提，其原型生活在土耳其，而非新疆；而对突厥文化有巨大影响的《突厥语大辞典》，作者是11世纪出生于喀什的维吾尔人麻赫穆德·喀什噶里。
熟悉中亚民族问题，当过记者，从事NGO工作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海莱特·尼亚孜介绍，在从来没学过的情况下，乌兹别克语100%能听懂，哈萨克语懂八成，土耳其语懂五成，陌生单词是近现代产生的新词汇，日常用语完全通用，只有口音区别。中亚各国和土耳其的音乐、影视剧流入新疆，无需翻译。“维吾尔人去中亚经商、旅游几乎没有语言障碍，”他强调，“当然那是历史，现在大家分属不同政治实体，也可说是不同民族，要承认现实。”
正因为有着种族和文化上的亲近关系，改革开放后，维吾尔人成为中国与中亚交流的排头兵。中亚国家在独立前未经历过市场经济的洗礼，自古就擅长经商的维吾尔人很快在当地的服务、贸易行业占据优势。同时也为东突兴起提供了一定的人力和资金来源，90年代，中亚一度有十几个较活跃的东突组织。
据哈萨克斯坦《民族报》2004年引用的官方数字，在该国维族人多达217万，有70多所维族学校，为中亚各国之最，1991至2001年，曾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高度活跃的政治活动。
曾在新疆工作过的哈萨克总理马西莫夫拥有一半维吾尔血统，哈萨克议会中有一名维吾尔族代表，但在部长州长这一层次中则没有维吾尔族人（北京一位维吾尔学者称，哈萨克斯坦不少高级官员私下称自己其实是维吾尔人）。《民族报》认为维吾尔族对法律制定的影响不大，其人口数量与政治权力分配不平衡，“政府对维吾尔人的态度，一般情况下是正常的，影响其变动的外部力量来自中国”。
中亚地区，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的民主化程度被认为比较高，维吾尔族在此地的政治生活环境已算最好。乌兹别克斯坦甚至严格限制维吾尔族人在本国从事新闻、出版、教育行业，严禁其组织结社。
海莱特·尼亚孜认为，乌兹别克斯坦的维吾尔族人其实才是最多的，应该在500万之众，但大部分人并未标明民族身份，数量时起时伏，这主要取决于政治环境松紧。“当然在生活水平上，维吾尔族人在中亚是比较富有的。”他说。
俄罗斯名为《关于亚洲》的杂志报道，吉尔吉斯政府2004年禁止维吾尔文化中心15周年比什凯克大会，是最重大的压制案例，但该国南部地区非常流行维吾尔语电视剧，每周六，当地私营电视频道OSHTV还用维吾尔语播出。
中亚各国的民间及当地维吾尔族同情资助东突组织难以避免，北京的反东突战略自然就不可能是“纯粹内政”，必须得跨出国境，寻求合作。
中亚国家民族宗教问题同样错综复杂，专注于发展经济的同时，自身也面临分离主义威胁：塔吉克斯坦有“戈尔诺—巴达赫州”分离问题，并在1992年该国内战时曾一度宣布独立；乌兹别克的“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共和国”有分离倾向；这些国家的维吾尔族人还有成立自治区的诉求。
这是中亚与中国联手共同反击分离主义的政治经济基础。北京通过“上合组织”在中亚打击东突的成效目前十分显著，中亚上合成员国给予积极配合，对当地关涉维吾尔的政治活动严加限制。
试图挖掘突厥语国家大金矿资源的东突组织遭遇重大挫折，这几年纷纷把活动重心转向欧美，很多东突组织及成员移居西方，并效法达赖希望在西方寻求支持。目前来看，获得西方世界支持比从中亚汲取资源似乎更加容易，更有成效。
中亚诸国独立数年后，已脱离外交上的稚嫩，当初的泛突热情渐趋理性，它们开始利用和动员一切有利发展的资源：跑到土耳其进行突厥语民族大联合的同时，也不妨碍进入“上合组织”与中国联合打击三股势力。
但中亚作为突厥语民族聚居的地带，东突仍将之视为潜在的天然的“盟友”，东突精英往往寄望于各国进一步“民主化”，更利于从民间获得更多资源。
新疆“三股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大陆学界常归结为“双泛”的恶劣影响，因它是承载“三股势力”的思想温床。已有学者指出，“双泛”使中国民族问题解决复杂化、国际化，也将会对已解决的边界问题造成前途不明朗情形，进而影响中国与周边地区的商贸往来、劳务输入，甚至中国海外企业的安全。
但这种说法有时过于笼统和模糊，缺乏深入研究，未到“知彼”的程度，而且在表述中常常误把泛伊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恐怖主义划上等号，这种误会又是照搬一些西方学者的误会所致。中亚国家的宗教复兴，与二战后西方出现的宗教复兴性质差别不大，大陆改革开放后，也有传统文化宗教热。但泛伊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在突厥语民族中并没太多市场，他们对伊斯兰教义的解读从来都很宽松，经过苏菲神秘主义千年传播，伊斯兰教才在中亚扎根，其信仰有颇多异质成分。
原教旨主义只是要求严格复归本初伊斯兰生活方式等思潮的泛称，如不吸烟不喝酒，妇女戴面纱。虽然守旧，这种生活及精神层面的原教旨主义并不暴力，沙特阿拉伯就是以标准的原教旨主义的瓦哈比派作为国教，接近一种清教主义，但沙特与英美关系十分和谐。政治性和暴力性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则以基地组织为代表，对世界安全造成重大威胁。
宗教情感上的泛伊主义也不似政治性泛伊主义那般面目狰狞，世界上同种宗教经常举行的全球交流大会，即是这种共同信仰牵线的作用。
泛突主义同样具有多面性，因种族和文化接近而有亲切感为人类本性，情感和文化上的泛突主义不应笼统归为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
全球某处华人的遭遇，常会牵动其他华人的情感，亦不可说成是“泛华主义”。政治上与种族上的泛突主义才应该引起警惕，会对主权和社会安定造成威胁。在中亚各国，现实政治中真正的民族议题，是由于民族混居，都存在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往往是邻国的主体民族）的权益问题，所以政治与种族上的泛突厥主义，在现实政治层面经常是受打压对象。
时至今日，没有几人相信，全球某种宗教能组成一国，某个种族集群能联合一体，即使社会发展水平达到欧盟程度，欧洲一体化亦困难重重，何况在发展中国家主权意识强烈的时代，谈何容易。
原文2009年8月刊于凤凰2009第23期(总第33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