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务院召开会议，强调严禁违反农民意愿的村庄撤并。这是对某些地方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肆意侵犯农民权利、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必要反应。
遗憾的是，中国的一些自由派经济学家，这些年来的言论更象是专制派经济学家。比如，参与起草《物权法》的人带头攻击拆迁户的权利，主张市场经济的声称不能对拆迁户按市场价值进行补偿。农村问题又是一例。农民的权利
不断被野蛮地侵犯，但是动不动要以人为本、要“自由”的经济学家
，却口口声声地要突破保护农地的红线，只字不提农民的权利如何保护。试问：在农民权利没有切实保护的情况下，一旦突破了保护农地的“红线”，对农村的强拆岂不更是愈演愈烈？
号称要突破保护农地“红线”者，总是打着反对计划经济的旗号，认为粮食问题应该通过市场解决。其实，笔者也从来不认为粮食应该自给自足，更不赞成单纯以粮食供应为理由设立保护农地的“红线”。但是，保护农地并不仅仅是保护粮食供应的问题，更是保护生态的问题。对这后一点，那些要求突破保护农地红线的人连提也不要提。
事实上，即使在美国这种生态资源比中国丰富得多的国家，在保护农地上一直都有严格的规定。用个形象的比喻，人家不仅有保护农地的“红线”，还有“紫线”、“黄线”等等。从联邦，州，乃至镇一级的地方政府，都有各种各样的规定，严格限制城市用地，保护农地不受侵犯。这在城市周围尤为如此。
要知道，真要到了美国中西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农业腹地，农地大致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自然地保护。因为这里很少有城市。甚至农民根据农产品市场的需求，把大片土地抛荒，免得过分种植而赔本。但是，在城市周围则远非如此。城市周围的土地价格，一英亩卖二十万美元是很常见的事情。有一百英亩耕地在美国不过是个小农，按一英亩二十万的价格，把地全卖掉，转手就是两千万美元，何苦辛辛苦苦地种地？如果让任凭土地在市场上交易，城市边上的农地顷刻就会消失。
但是，你从美国的城市开车到郊外，出城半个小时，往往就看到大片的自然保护区和农地。这些地方是怎么保护的？这不仅依赖联邦保护农地的法规，而且州里也划定需要保护的农地，到了
镇里，又有基层社会保护农地的法规。在农地之外，各级政府还要划定自然保护区。在这里，不用说盖房，连种地都不容许。联邦政府每年支付农民许多钱，等于给农民付地租，让他们把土地抛荒，还原到自然状态。另外，地方的小镇，一般都有自己的自然保护区或农地，严禁他用。比如，许多小镇在纳税人的授权下，把大量的荒地买下来，划为自然保护区，不准任何开发。有的镇日积月累地购买
，在城市化中自然保留地反而越来越大。
我居住的波士顿附近，不时地有这样的报道：一家农场卖了，但买主不得用 之经营他业，要么接着种地，要么 将之回归自然保护区。现有的农场，几乎没有一家能靠农业赚钱的，埋头种地肯定赔本。但是，在各级政府各种法规的束缚下，即使农业赔本也无法转为他用。这就逼出了许多奇特的经营方式。农场出了种地外，还兼顾各种娱乐、教育业务。比如
，不久前的万圣节，一家农场把大片玉米地修剪成迷宫，孩子们在玉米丛中开出的通道上探险，比赛谁能走出去
，途中有些装神闹鬼的游戏，一波三折，对孩子来说可以成为终身难忘的经验。到了另外的节日，则会变换其他的花样。我家附近的一个镇，则以森林保留地著称。不久前去那个镇森林参加长跑比赛，全程竟然长达15公里多，而且远没有覆盖整个森林，可见其规模之大。所以，在美国的城市生活，想享受些田园或农家之乐，有相当的便利。
这样的城市生活质量，当然要高得多。
如果听信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教导，那么波士顿马上会象北京上海那样令人窒息，基本的生态就全被破坏。如果说美国的情况不符合中国的国情，那么就去看看人口密度比中国还大的日本。人家的城市用地供应是多么紧迫，而在东京到横滨的列车上，你也偶尔能看见农地。若往郊外开，则是一望无际的农野、森林。主流经济学家忘记了世界城市化历史的一个常识：急剧城市化过程中最大的麻烦并非供地紧张，而是城市铺张。象洛杉矶那样的铺张型模式，已经是举世公认的城市病。中国的大都市，比洛杉矶病得不知要深多少，现在怎么是谈突破保护农地红线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