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工作者在中国不再仅仅被谴责
 

美国《洛杉矶时报》2010年10月21号文章:对某些中国大学生,性就是商机。

在一个经济和文化都快速改变的国家,一些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女生为了过上更好生活,做了别人的情妇。大学里的一个皮条客揭示出个中原委。

 

那些戏剧学院的女生价位最高。女演员都很靓丽,毕竟相貌是卖点。要持续和她们保持性接触,每年要花掉一个男人2.5万多美元(约16.6万人民币),还不算她们渴望的额外小费和礼物。

预算有限的男人最好挑选来自旅游学院,或者商校的女生。每年花费低至5千美元(约3.3万人民币),你就能拥有一个那里的女生。

这些价格出现在一位自称“丁同学”的广告上,他是上海大学高年级学生,正利用中国伟大古老的企业家精神,靠拉皮条赚钱。

丁说自己是一位“中间人和调停者”,可他的工作就是拉皮条。他起步规模很小:在大街上给来往的高档轿车司机发放小广告。他为富裕男人和对生活有高要求的女生,安排长期的金钱-性交易,收取总费用的10%作抽头。

他对自己的工作很无所谓,甚至茫然的以此为荣。他坚称自己是为那些不愿在大街上找小姐的男人提供服务,还为他那些来自富裕家庭,有远大抱负但却冷酷现实的学生朋友服务。

“这些女生大部分都不缺钱,但看到同学手拎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或者古琦(Gucci)的包,她们非常嫉妒,”他在上海接受电话采访时说。“这些女生想过更好的生活。”

他赶上了一波卖淫业兴盛的浪潮。学者和性工作者说,近年在各所大学的年轻学生中间,出卖肉体的现象开始泛滥,她们都是未来的职业女性。今年这个学期,至少两所大学宣布禁止学生从事陪同行业或者当二奶。

但这波浪潮背后的动机很强烈。这些年轻女性处在一个中国家庭结构分化的时代,加上让人震惊的阶层分化,在这个国家第一次,闪亮夺目的奢侈品无所顾虑地在无法消费的人群眼前晃荡。

现如今的中国,似乎每个人都在出售着什么东西。天际线和马路边都布满了广告。一个封闭的国家开放几十年来,经历着经济大发展,也引来了新欲望和“百无禁忌”的心态。

“越来越多学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找一条过上好生活的捷径,”兰兰(音)说,她以前是个小姐,现在为争取中国性工作者的权利工作,法律上讲,卖淫在中国是违法的但常被人们所容忍,“她们找到个有钱的情人,在互联网上张贴服务信息或者直接走进高级俱乐部出卖自己的身体。最终结果是一样的。”

兰兰对大街上的性交易进行了数年调查;现在她建立了一个组织,旨在提升性工作者防范艾滋病(HIV)的意识,并在她们中间派发推广安全套。

就在几十年前,婚前性生活还被有教养的家庭看不起。现在这些家庭的一些成员不仅发生了婚前性生活;她们还将其出售。

兰兰认为中国的卖淫市场“非常复杂”,从相对便宜的满足民工需求的站街小姐到大学生卖淫者,各个经济层次有相对应的不同性工作者。后者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小姐,因此放松了自我保护。

“假如她们想当二奶,去见那些男人时就不会用安全套,她们希望表现出自己的纯洁和忠诚。”她说。

这些女性总体上很小心,不会将自己困于出卖色相的生活。出卖肉体只是个战略,使自己看起来更精英,将来找到好工作,发现新机会的路子。

“过阵子她们就会换工作,”兰兰说。“她们不是穷的没法生活才做这行。年轻一代想穿名牌,用昂贵的化妆品、最新的手机和电脑。”

但即使真是这样,也很少有女性承认这点。更何况性和爱并不是如此简单解读的。

来自广东的小易今年27岁,她坚持说她和其他年轻的情妇被误读了。

小易是在实习的广告公司遇到自己情人的,他是她的老板,年纪很老了,经济生活优越,家庭生活美满。相遇后的数年里,她都花他的钱,他还有赚钱的生意,为她的亲戚提供了“财政援助(她坚持认为自己的家人不知道她和这个男人睡觉,只把他当做朋友。)

“他会照顾人,”她说。“虽然我是个独立女性,但我和他在一起时,我甚至能依赖他。”

但她坚持说自己是被比金钱和物质更深层次的东西所吸引。她说自己爱上他了。甚至有些时候会和他外出共进午餐。

她不能想象结婚,因为她对一夫一妻制没有信心,憎恶在家扮演妻子的角色,自己坐在家里,丈夫却和另外一个像她那样年轻的女性出门。

“有不少像我这样的女孩,我们想办法让自己生活的更美好。”她说。

把性当成一件商品实现目标,事实证明很有帮助。在快速变革的中国,合理化的原因很容易拼凑。

“几年前,人们听说谁是个小姐时,还会非常严厉的谴责她,因而那些想效仿的女孩儿就会改变主意,现如今,人们的态度完全改变了,笑贫不笑娼。”

易海燕(音)以前是个小姐,她现在写博客来记录性工作者的困境,她同意这种说法。

她说,“贞操和性纯洁已经不如以前那么重要了。跟发生在你身上的其他事儿比起来,人们意识到性不再对我们未来生活有重大的影响。生活不只事关纯洁,贞洁不那么重要了。”

丁同学则说得更简洁。

“许多女孩都是掘金者(傍大款),”他说,但却不知道如何找到一个“大款”。

丁说,那些男人认为在卡拉ok或者酒店里叫小姐既费时间又自降身份。他们需要年轻、新鲜又不容易带病的女人。但这些男人的日常活动又没有机会进大学接触女学生。

丁说,“他们没有时间,也不知道怎么找到女生。他们不可能开着时髦轿车围着校园转,然后问女生是否愿意做自己的情人。我觉得我很重要。我是这两个群体之间的桥梁。”

至于他发的广告单,上面每所大学的女生都有个价签,他说那只是个噱头。

“女孩的价位取决于她的脸蛋儿和特长,”他说。“还有她的身材有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