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这样一份问卷调查，首先问村里出生在五十年代的人，最羡慕的是什么人？那答案肯定是拿“笔杆子”的。因为拿笔杆的人，脱离或半脱离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像生产队记工员、会计、大队会计，都在大家的羡慕之列。
他们不但逃离了一年一度的要命大河工和各种小河工，还有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轮流转的汗力活。不仅如此，并且还能给家庭带来较为殷实的生活，大家自然很羡慕。
至于怎样羡慕，且听下面一段对话，你就明白所以然来了。话说在七十年代，那个时候，我们村离集镇有七八里路，赶集的人全部都是步行，走路的人三三两两，一边走着一遍唠着家常话。有个外村的老大娘和我们村的一位婶娘唠开了家常话，外村老大娘问，“你家……”还没等问话结束，我们庄的老婶娘就满脸喜悦、略带骄傲地说，我的两个儿子都是拿笔杆子的。她又接着反问，“你家……”那个老大娘也没等问到底，连声说，都是扶犁稍（种田）的，都是扶犁稍的。殊不知我们村老婶娘的两个儿子，一个是大队干部，另一个也不过是区区生产队的一个会计。可在当时，也真是值得骄傲了。
而如果问到你最看不起的是什么人，那肯定异口同声是：地、富、反、坏、右。因为那个时候的教科书和各种媒体都是宣传他们怎样怎样的，所以在我们那一代的人的脑子里，已经烙下深深的烙印，那地主就是坏人。就是现在，你和出生在地主家庭的人聊天，如提及他家上辈是地主，他就跟你急。那个脸陡然间浮上一场苦霜，还自认为生长在地主家庭是一个耻辱，这可能是几十年宣传所起的作用吧。
同样还是这份问卷，再来问及现在村里的年轻人，最羡慕的人，可能还是选择拿笔杆子的，但那些村官就不再选择之列了。因为村里的年轻人，都在外打工，一年少说能落下二万左右，谁又会去拼命争那处处得罪人的村官来。至于最看不起的人，年青的一代人的脑子里已经不存在地富反坏右这些字眼了，自然也不会选择他们了，那选择可能是好吃懒惰、非偷即抢的人了。
再把历史翻到晚清、民国年间，同样还是这份问卷，我走访了村里还健在的九十岁左右的老人，他们回答是，最羡慕是那些有田产的人家，他们不受穷，不挨饿呗。那最看不起的是那些土匪，村里有句老话说，就是饿死也不做贼。老人们说，那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活，绝对不能干。
至于村中既有田产又有社会地位的，听村中那些老人讲，有这样四大家族。根据他们的叙述，我就来一一说道说道，首先来说说“东大门”。
就算是现在，在方圆十几里的范围内，那些上了年纪的人遇到后屯村的人，还会问到东大门什么什么的。至于为什么叫东大门，听东大门的人讲，光绪年间几乎年年都有洪水发生，还有匪患也是让人头疼的事。在陈姓家族中，庭科、庭书、庭考兄弟三人（前两人为亲兄弟）占据村里地势比较高的一块地，那是南北走向的长方形地块。如果盖坐北朝南的房屋，只够两家的。那个时候村里的土地寸土寸金，谁也不愿调剂地块，无奈只好找风水先生看宅，就这样盖起了面门朝东的房子。
庭科、庭书兄弟俩相继成家后，开始劈宅分田，每家各得七十亩。在那个年代，他们的土地占有量在村里也只能将就上了排行榜。至于陈庭考家也不过四十多亩，他的儿子到了划成份时，也只是个富裕中农，那为什么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呢，一说起东大门就有那么多人竖大拇指呢？
原来他们兄弟三很善良，村中人、特别他附近的穷人，很多受到他们的接济。那个年代，逃荒要饭的到处都是，那些要饭的少不了聚在一起，说说他们一天来的“政绩”，因说不出主人家的名字，只记得门朝东的那几户人家，门朝东，东大门就这样就叫开了。原来东大门是一户积善人家，难怪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不过还有另一个版本，有人说他们接济穷人是怕得罪人。那些穷人饿极了肯定做贼，如果得罪了，少不了那一天把他们家抢个精光。
陈庭科生了二子，长子陈松生早年参加革命，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到了此地，占据了上风，家里人和在国民党里做事的亲戚力劝他回家，并保证回来没有生命之忧。但他还是义无反顾的跟着共产党走，虽然没有多么大的官职，公社书记、区长也曾干过。此人现年也九十二岁了，在安享着晚年呢。
陈庭考的儿子陈松洲，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国共两党都干过，曾教过书，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村中遇到红白事有请必到，在附近很有名气，很受人尊重。
现在东大门的后代个个都下了老宅，风雨漂泊一百几十年的东大门，现只有陈庭书的小儿子陈松斗（七十六岁）还在原址上，把那原是两间面门朝东的泥坯草房，换成了矮小的瓦房，还在支撑着东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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