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依原有权力梯度递进晋级”当然不是匀速的，越是处于权势阶梯的高端，则“晋级”的跃迁幅度也就越大，其中最有示范性的例子，大概是从原来的老知青兼“黑帮后代”晋升为未来的党国领袖与炙手可热的权贵的习近平与薄熙来。与此同时，我的老知青同学们大多沦为猿形鹄立、绳床瓦灶的丐帮。
这里顺便说一下，看老哈的《东张西望》文，薄熙来似乎民望甚高，其实我看他是白折腾。由“权威逐代递减律”派生的子定律是“庸人胜出律”。这定律早为勃列日涅夫那庸人从容胜出，不但成了在任时间仅次于斯大林的终身党国领袖，而且至今还是为俄罗斯各族人民深情怀念的伟大领袖的现象所揭示，也为胡锦涛的胜出再次证明。早在小胡转正时，我就通告过大众，他只可能是勃列日涅夫那样的庸主，中国从此进入了勃列日涅夫时代。这预言为今上本人在上次什么大会上庄严证实，他赌咒发誓要当勃列日涅夫那样的“维持会长”，亦即绝不改变现状，既不会搞民主改革，也不会如毛左所愿倒回去。
从他个人的角度来看，这的确是最明智的选择。斯大林发明的党国的构建原理与运行法则决定，铁血强人只能是第一第二代统治者。在铁血强人死去后，留下来的“领导核心”只可能是庸人。这是因为才干胆略出众者只会引动先皇的猜忌而被无情除去，而为了防止宫廷政变，先皇也只会采用分而治之的手段，蓄意在部下中制造分裂，使得他们不可能联合起来对付自己。这样，在先皇死去后，政权便落入一伙矛盾重重的庸人之中。这伙庸人推举出来的一把手，绝对只可能是勃列日涅夫那种因循苟安、得过且过的超级庸人，貌似对谁都不构成威胁。若谁像赫鲁雪夫那样敢有什么改造国家的抱负，则一定会引起同僚极大的不安，要联合把他做翻。由此形成了一种专门把庸人选出来做党魁的负筛选机制。小薄的致命错误，就在于他始终没有悟出这点来，不懂韬晦，太过于喜欢标新立异，“敢为天下先”，这就决定了他只会引起同僚的反感、不安与猜忌，因而只会以政治局委员为其仕途顶峰。
由此可见，权势金字塔上各等级的“晋升”幅度并不一样，等级越高，经济繁荣带来的政经地位的改善就越大。换言之，一个人的荣华富贵，取决于他与核心官僚体系的距离。如果身处所谓“体制内”，则哪怕是区区警察也要变成贵族。
在《东张西望》文中，老哈介绍了他亲自目睹的重庆的“警岗”制度，其实他见到的是否真是警察，还在未定之天。须知如今的警察根本就不上街，并不从事所谓field work。现代人民警察队伍根本就没有普通一兵，“今夜，咱们都是身拥重兵的诸侯”，每个普通员警都远比《沙家浜》中的胡传葵风光，手下绝不止“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只是现在中国已成了“万国军服博览会”，世界上再没哪个国家有那么多人，身着五花八门的各国军服，从事形形色色的与军务毫不相干的职业了。例如列车员一律朝鲜式（？）军服，肩章领章一应俱全，您说那与军务有何鸟相干？最逗的还是天津五大道的保安，居然头戴苏格兰贝雷帽，身穿英军军装，逼真地再现了当年英租界风光。老哈从百夷纹身地乍回天朝，少所见而多所怪，免不得把所有穿制服的人都当成“公家人”，其实满不是这么回事。
我之所以知道这一点，全靠北京南站两位保安的点拨。那车站建造非常奇特，乃是蓄意迷惑不知底细的旅客的，有点像祝家庄的盘陀路。最主要的出奇制胜的巧招，在于一般人不知道那前门其实是后门，因而傻傻地从“前门”进去，经风尘仆仆的万里长征，下楼上楼，辗转流离之后，才能到达真正的售票厅（楼下有个巨大的虚设的售票厅，无数售票窗口一律紧闭，而且无任何说明。乘客万万不可中计，因而误以为车站已经下班了，真正的售票厅还在后面的楼上。要找到了那个地方，您才会发现，若您从后门进车站，则进门便是售票厅，上楼即是候车室，而您刚才走的那起码一公里的冤枉路，完全是设计师恶搞的结果。千万不要以为您懂中文便没有语言障碍。国内的车站机场所设的文字指示常常是诱敌之计，让我吃够了苦头，尤以广州地铁三号线为然。香港市府忠告市民，吸烟有害健康。芦笛代广州市府忠告外地游客，千万不要去看该城的地铁地图，否则一定中计。本人在瑞典、荷兰、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国旅游，还从未感受过这种中计的耻辱，尽管我丝毫不懂当地语言，可见语言并不是什么决定因素。
扯远了，却说我向那两位保安打听道路，那二位同志的态度都很文明热情，为我作了详细指点（虽然没能说明虚设的售票大厅其实是诱敌之计，大概他们也不知道吧）。我问完之后，目睹他们威武雄壮的军服，好奇心起，免不得就要问一声他们是否武警。不是，他们是保安。请问保安与警察有何区别？
两位怪怪地看了我一眼，其中一位问道：老先生是国外来的吧？怎么连这区别都不知道？在得到证实后，两位作了解释：保安拿工资。但警察也不是白干啊，同样也拿工资不是？两位不得要领地解释了半天，我突然明白了，立即使用我芦家特有的明晰表达，言简意赅地说出了本质区别：“啊，我明白了，保安是普通商业公司的雇员，而警察是政府机构官员，对吧？”两位频频点头，对我用如此简练的表达说清了他们半天说不明白的事儿似乎颇感佩服。
我忙着去赶车，便没再问下去：普通商业公司的雇员，若在超市内维持治安还有一说，何来的法律权利在公众场合维持治安？这本来是警察的对口专业，警察为何不干，而要使用雇佣军？
以后我才知道，如今的警察早成了贵族，轻易不会上第一线，什么都靠雇佣军：不但公众场合维持治安靠保安，居民小区的治安也靠保安（似乎是属于该区的物业管理处的），集市贸易管理靠城管，交通管理靠协勤，等等，等等。那普通的员警到底干什么？我还真想不出来，更没想到如今就连警察也成了沙俄禁卫军军官一类人上人，有着大批的商业公司雇员作他们的勤务兵，实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只是那些身处第一线的雇佣军们照样身着威武雄壮的军服（协助管理交通的协勤似乎是例外），海外赤佬一般认不出西贝货来而已。其实要知道对方是否警察，须看他是否佩戴上写“警察”二字的臂章。我在国内跑了好几个地方，只见过一个货真价实的警察，那还是因为他手下的雇佣军与某乘客发生尖锐冲突，几致老拳相向，他作为上司不得不出面处理调解。
这种法外暴力机构，仍然是威权机构，并不因为是商业公司就能改变其性质，雇佣的警力仍然是警力。据此可以说，为维持那和谐社会，中国投入的警力举世无双。法理不论，雇佣这庞大的雇佣军，到底是谁掏的钱？当然是纳税人。如此庞大的维稳预算（亦即“和谐”成本），大概自有人类以来未之前闻。
总而言之，如今的中国颇有点像古罗马帝国或后来的大英帝国，城市居民类似古罗马公民或是大英帝国本国内的白人，什么脏活累活危险活都雇佣非罗马公民或殖民地的“野蛮人”（如印巴人）来做，体现了鲜明的寄生性质，只不过那“非罗马公民”或殖民地的“野蛮人”是本国的农民而已。从这个意义来看，当今中国乃是不折不扣的帝国，不但对少数民族如此，对汉族人民也如此，是一个城市全面压榨乡村的畸形国家，只不过其压榨方式比毛时代更巧妙而已。
商业公司成为政权终端已经够邪门的了，最邪门的是黑社会也成了政权终端。据说为了拦阻人民赴京上访，各地政府竟然不惜动用黑社会搞所谓“协防”，暴力拦阻、抓捕甚至毒打试图赴京上访的冤民。据说这是因为中央对地方实行“维稳问责制”逼出来的。据说中央以赴京上访人数为评定地方政府政绩的指标，地方当局既不能光明正大地杜绝此类行为发生，当然便只能依靠黑社会了。
上面这段话，我是听来的，并非亲眼目睹，亦非受害人的第一手证词，因此处处注明“据说”二字，很可能是传谣。我可以肯定的就是，我当年厂里的一位女工后来成了个小企业家，她的企业不幸被列为拆迁对象。她抗命不迁，成了钉子户，当地政府也不搞什么强行拆迁，省得再逼出个毅然自焚的唐福珍来，趁她本人并不住在那里，直接动用黑社会趁夜把她那企业洗劫一空，所有设备都给偷走，所有的门窗都砸得粉碎。她报案无门，又已倾家荡产，再死守那破房已毫无意义，只好放弃，乖乖让政府推平了那房子。这我可是听她本人讲的，算得上第一手证词。我的感觉是，如今我党已经什么道理都不讲（也无道理可讲，无论是从马列主义毛思想，还是从文明社会的基本原则而言都毫无道理），什么脸都不要，已经从毛共那种具有邪教包装的黑社会进化到了赤裸裸的传统型黑社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