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教导我们：“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咱们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不但把所有关系都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而且深刻全面地改造了人民的价值观，使得金钱成了唯一的价值判断标准。在大众心目中，一个人的价值，其实也就是他荷包里面的钱数，只有挣了大钱的一生，才是成功的海皮的一生。
就是为此，才会有亲友为我感到惋惜，觉得我不该搞科研，更不该出国，认为我当初若本科毕业后不去读研，更不要出国，则不说发大财，起码收入要比现在多多了。我告诉他们，人各有志，各人的追求不一样。国外享受的精神自由姑不论，如果我不出国，就不可能追求我的真正爱好，实现我真正的价值。他们仍然不以为然，因为离开金钱谈“实现自己的价值”似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可能，那也没什么实际意义。这当然也是实话：梵高生前穷愁潦倒，而且籍籍无名，出名是死后的事。出名若不与享受联系在一起，那又有什么意思？
这还算好的，更糟糕的是，在许多人看来，巧取豪夺、不劳而获才是大智慧，而忠厚诚信则成了“彘头三”、“阿木林”，可鄙可弃的另类。
印象最深的还是上海的一位无产阶级。那天我从酒店出来，急着要去赴一个约会。上海的特点，是地铁站十分稀疏，下车后还要走很远。因此从那酒店到最近的地铁站必须打的，可惜从地铁站打的到酒店没问题，反过来就难了。我等了半天，来了好几部的士，却都不肯搭客。我于是只好出了酒店的大门，去街上打车，可等了半天都没空车。
这时来了一部“摩的”（摩托改的“的士”，外观各不相同，多为三轮，但我那天坐的那部是两轮的，空间非常逼仄，其实就是坐在后座上，只是多了个雨篷），司机大概是个退休老工人。我告诉他我要上哪儿去，他报了两块钱的价。我讶其数额之低，也没多说就坐上了。那老师傅估计跟我岁数差不多，只是我自退休后便过烂日子，造成很严重的“表面老化”（赵本山小品的台词）。他带着我在车丛中穿来穿去，时时让我吓出汗来。我看他那把子年纪还干这危险性颇大的体力活，心中十分怜悯，心想我还是按的士的价钱，到站后给他十五块钱算了。
到了地铁站，我开始掏钱（但凡这种场合，我动作总是很不利索，且有辨认面额的特殊问题），先掏出两块递过去，那老师傅不接，脸一板，厉声道：两块钱怎么够？起价就是四块！我接着又掏出两块，把四块递给了他。这次他倒是接下了，正准备走，却见我还在掏钱，于是又停下来等我。我接着又掏出了五块，老师傅一把就抢了过去，说，对了，起价四块，车费五块，正好！我本想掏够十五元，至此心灰意懒，懒得再掏，谢了谢他就进站去了，心里很不痛快，情知他非但不会感激我，还会认定我这“阿乡”是个彘头三，好糊弄，说多少便是多少，傻傻地任他宰割。
另一次经历没这么糟糕，但也很无趣。那次我去的地方离地铁站不远，本可步行，但适逢下雨，而站口正好排了一溜摩的，都拉起了雨篷。我于是坐上头一部车，报价四块。到了小区门口，他正要右拐，我一看，说错小区的名字了，应该是对面那个小区。我于是立刻通知那师傅，他立刻停了下来，说，要去那个小区，四块不够，必须是五块！我寻思，TMD这是什么屁话？俩小区大门面对面，无非是向左拐还是向右拐，只怕左拐进去走的路更少，因为那幢楼离大门口颇近。但我也懒得扯，说五块就五块吧，没问题，他于是左拐开了进去。Again，我心里很不痛快，情知他一定在心里笑话我这彘头三。盖我非常熟悉上海人的德行（骂够广东人了，这次改骂上海人）：抠屁眼儿咂指头，小算盘精来兮，别人看在眼里懒得计较，他们还以为你是赣度（憨大）。
当然不是所有的上海人都这么糟糕。在从上海飞往丽江的飞机上（对了，上海到丽江的机票记得是2千元，似乎比从纽约飞到旧金山还贵），我旁边坐着个上海某县某局的女科员（上海人所谓“阿乡”）。那女的很健谈也很爽直，告诉我他们不是旅游团，前后左右坐的全是同事，科长坐在前面的一等舱里，他们是去丽江“考察”的。这次去云南“考察”已经是第三次了，头两次去了昆明和西双版纳，这次去丽江。全国各地她基本都“考察”过来了，新马泰也去过，只是还没去欧美“考察”过，那必须是科长以上才有资格。
这当然是贪腐，然而比起大夫趁人之危抢劫病人及其家属、摩的司机拉到半路涨价的做法来，您说谁更让人生气？让那两位开摩的的无产阶级去当官，难道还能有好的？只怕连那位女公务员的诚实爽直和文明礼貌都没有。
从公众行为来看，上海大概也是我去过的大城市里最糟的。一般而言，我觉得整个社会确实发生了浅表的文明化，可惜上海大概最落后。
当年回国，还在归化国机场就一肚子气：候机室里全是炎黄子孙，开始登机时，大众轰的一声全站了起来，绝不排队而是拼命往前头挤，TMD跟挤公车毫无区别，似乎有挤不上去的可能。目睹此情此景，连以礼貌为职业的机场工作人员都无法控制自己，情不自禁地流露出鄙夷的神色，有时甚至如国内维持秩序者一般大声吆喝，令我恨无地缝可入。飞机着陆后，大众又是轰的一声全站起来，纷纷打开行李箱，把自己的行李提下来，站在过道上，急不可待地争取第一个跳下飞机去，TMD跟地狱里忙着去投生的恶鬼也差不多。
公众场合的粗野行为就更是常规景观了，无论是医院，是商店，是银行，只要有柜台的地方，大众绝不排队，都拼命挤在柜台上，毫无隐私可言。到处吐痰，乱扔果皮纸屑就更是家常便饭。街上的红绿灯则完全不起作用，只要绿灯一亮，无数的自行车就潮水般地涌过去，改成红灯后仍然过不完，使得绿灯放行的人和车辆久久无法通过，全都挤在一起。
这是90年代初的事。过了一两年后再去便有所改观，柜台前一米外画上了黄线，顾客只能在黄线之外等候。公共卫生也有改观，只是交通仍然非常恐怖，坐出租比坐过山车还惊险。
这次回去，总体感觉好多了。无论是市区，是公园，还是其他公众场合，乱扔果皮纸屑的少多了，随地吐痰好像没见到，就连抽烟的人似乎也少了许多（尤其是年轻人），环境卫生有相当明显的改善。城市交通秩序也有极明显的改善，起码坐出租不会再让你急性心肌梗死。候机室也不再是公车站，大众似乎终于认识到其实并无抢先登机的必要。相反，有的人还极不自觉，办了登记手续后迟迟不登机，吃准了飞机绝不敢起飞，盖他们的行李已经托运，如果他们不来，机组人员就会怀疑他们是恐怖分子，于是让其他乘客等个望眼欲穿，险化作望夫石。
可惜这种良性变化在上海几乎感觉不到，尤以地铁为然。每次下车都是一场战斗，盖那儿不兴“先下后上”，您再怎么喊都白搭。有几次我几乎下不了车，情急之下如跳水般迎着滚滚而来的人流扑了过去，冲得下面的人趔趔趄趄，七歪八倒，然而我非但不愧疚，竟然还有一种复仇式的喜悦。
上海从来领导中国时装潮流，因而大概是盛装淑女最多的城市，然而地铁上见到的那些摩登女郎个个是粗坯，甭管穿着化妆如何时髦，长得如何楚楚动人，都毫无文明修养与社会公德心。
地铁旅行有两种方式：买票或是购买增值卡。增值卡是电磁卡，可以隔着非金属物识别，于是许多人都把那卡放在背包或挎包里，把包凑上去，栅门就打开了。一次一位通体漂亮的闺秀（参见鲁迅译《死魂灵》）包里的卡大概没放对位置，包凑上去后芝麻仍未开门。她便傲然屹立在那门口，在包里乱刨。一女当关，万夫莫开，堵住了后面的人流凡十几分钟。到后来她大概觉得难以阻断历史潮流，于是便往旁边让了一步，却正好堵住了塞车票的那个口子。我前面的几个人都使卡，倒是不受阻拦地进去了。但我使的是车票，只好站在她侧前方，以一种很尴尬的姿势，向后伸出手去，用车票摸索那口子，摸了半天也没能摸着。这时那女的总算找到了卡，急着进站，却被我挡住了。她见我无法把票塞进口子，什么话都没说，干脆直接拿着我的手，把票塞了进去。我自变成人来还从未遇到过这种奇事，又好气又好笑，忍了又忍才算没转过脸去，骂一声：You rude bitch!
总之，在上海坐地铁是一种令人身心交瘁的痛苦经历，下来后非常疲惫，因为基本都是站着，又非常之挤。有次我好不容易找到了座，才坐了一站，就上来个抱着孩子的中年妇女，我赶快起来给人家让了座，却见周围坐的全是青年男女，对此视而不见，只有我这八旬老翁是赣大。当然，这似乎是普遍风尚。只有广州是例外，在地铁里居然有位青年给我让座。而且，一次我在自行梯上几乎摔倒，还有若干旅客伸出手来救援，令我心里暖呼呼的。
入乡随俗，后来我自己也变得非常粗暴。国人的规矩，是无视自行梯前的告示，齐刷刷地并肩站在自行梯上，让想快上快下的人无路可走。在上海时，一次我忽然见到，自行梯的左边居然是空的，只站了一个人，而那人的右边明明空着，他却要故意站在左边，让人无法快进。我于是走了上去，拍拍他的肩膀，待他转过身来时，我根本不看他，也不开口说话，只是用大拇指指了指右边，他立刻移到了右边，大概以为我是黑社会老大吧。这种粗鲁勾当，也只能在国内才做得出来。
我知道上海人要说，那些事都是外地人干的，其实未必，还是上海本地人居多。是不是本地人，一开口我便能听出来，起码那两位摩的司机是本地人。实际上，外地民工反倒比本地人好多了。我有次提着箱子爬楼梯（并不是所有地方都有自行梯），还有位外地民工问我是否需要帮忙。当然，我不知道那位在广州地铁车上给我让座的青年以及那几位伸手救援我的人是否正宗广东人。但总的来看，老广似乎要比上海人文明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