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不谈应该出生而没有出生的4000万人，饿死3600万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这个数字相当于1945 年8 月9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 倍。即大饥荒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下了450 枚原子弹。这是投向日本两棵原子弹中较大和一棵。这个数字相当于1976年7月 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150倍。也可以说大饥荒相当于发生了150 次唐山大地震。这个数字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只有一千多万人，发生在1914–1918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200 万人。中国1960年一年就饿死1500万人以上。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四千万到五千万之间。这四五千万人是在 欧洲、亚洲、非洲广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间发生的,中国这3600万人是在三四年间死亡的，多数地区死人是在半年之内集中发生的。

作者：杨继绳《炎黄春秋》副社长
来源：《炎黄春秋》

大学毕业以后，我分配到新华社。新华社记者可以接触到其他人无法接触到的社会层面 。我不仅知道了很多与党史教科书上不一致的真实情况，我也看到了城市工人的贫困生活。作为新华社记者，我更知道报纸上的“新闻”是怎样制造出来的，知道新闻机构怎样成为政治权力的“喉舌”。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思想禁锢比过去松动了不少。一些真实的历史开始透露出来。过去党教导我们，在抗日战争期间，只有共产党抗日，国民党一味投降妥协；现在才知道，国民党支撑着抗日的主战场，有一两百位将军为国捐躯。过去党教导我们，由于自然灾害，少数地方发生了饥荒；现在才知道，完全是由于人祸，几千万人饥饿而死……

我开始知道，中国共产党党史，甚至近百年的中国历史，都是按照共产党的需要，进行了歪曲和编造。一旦知道自己过去长期受到蒙骗，就产生出一种摆脱蒙骗的强大力量。当权者越是掩盖真实 ，就促使我更加追求真实。我不仅大量阅读新发表的史料，也在采访新闻中努力了解真实的过去。

89北京年轻学生的鲜血，把我的头脑里过去几十年接受的种种谎言洗刷一尽。作为新闻记者，我力求发表真实的报道和言论；作为学者，我有责任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并把真实历史告诉受蒙骗的更多人。

在摆脱蒙骗和追求真实的努力中，我一步一步地弄清楚了我父亲死去的社会背景。虽然时间过去了几十年，我对父亲死因的思考却日益深入，对他老人家的思念也日益加深。进入八十年代，家乡兴起了为先人修建墓碑的风气。特别是在外面当大官的人，修的墓碑十分气派。亲戚朋友也曾劝我为父亲修建一个墓碑。我想，我虽然没有当什么大官，我为父亲立的墓碑一定要比当大官的更气派。然而，我想到了1958年家乡那些墓碑的命运。有的被拆来修建水利设施，有的在大炼钢铁中用来做土高炉的底座，有的则铺在路上任千人踩、万人踏 。墓碑越气派，被拆除的危险就越大。父亲墓碑是不能不修的，但是不能修在大地上，必须立在心里。立在心里的墓碑，不会遭人践踏，也不会被人拆除。

在我心里的确为父亲修建了一座墓碑。这本书，就是铭刻在我心中墓碑上的文字表达。即使我在这个世界消失了，这个文字表达的心声，将存留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大图书馆中。

（二）发生在我家里的悲剧同时发生在全国上千万个家庭中。

读者将会在本书的第22章中看到，我参照中外多方面的资料，确认从1958 年到1962年期间，中国饿死3600 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为4000 万人。饿死人数加上因饥饿而少出生人的数，共计7600万人。

在信阳，在通渭，在凤阳，在亳州，在罗定，在无为，在馆陶，在济宁，在四川省的不少地方，几乎家家都有人饿死，很多家庭人口全部死绝，有的村庄死得绝无人迹。正是应了毛泽东的两句诗：“千村癖藜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且不谈应该出生而没有出生的4000万人，饿死3600万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这个数字相当于1945 年8 月9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 倍。即大饥荒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下了450 枚原子弹。这是投向日本两棵原子弹中较大和一棵。这个数字相当于1976年7月 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150倍。也可以说大饥荒相当于发生了150 次唐山大地震。这个数字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只有一千多万人，发生在1914–1918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200万人。中国1960年一年就饿死1500万人以上。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四千万到五千万之间。这四五千万人是在欧洲、亚洲、非洲广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间发生的,中国这3600万人是在三四年间死亡的，多数地区死人是在半年之内集中发生的。

这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灾荒都望尘莫及的数字：中国历史记载最高的灾荒死亡数字是1928－1930年全国 22 个省受灾。这次灾荒死亡人口超过了历史记录，但仅为 1000 万人。从 1920处到 1936年，17年灾荒合计死亡1836 万人。李文海等人所著《近代中国灾荒系年 》和《中国近代十大灾荒》认为上述数字过大，他们认为，1928-1930 年的死亡人数不到600万，是最严重的一次；1931年长江大水死亡人数是14 万。1958－1962年饿死人数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荒死人数的好几倍。

没有呼天抢地的哭声，没有披麻带孝的礼仪，没有送葬的鞭炮和纸钱，没有同情，没有悲哀，没有眼泪，也没有震惊和恐惧。

几千万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神精麻木地消失。有的地方用大车将si人成批地拖到村头的大土坑里，有的地方因无力掩埋，死人的胳膊和腿还露在外面，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寻找食物的路旁，还有不少死人长时间放在家里被老鼠啃掉了鼻子和眼睛。

1999年秋，我到信阳淮滨县防胡乡高油坊了解当年情况。70 多岁的农民余文海把我领到村外一块麦地边，他指着麦地中间的几棵树对我说：那长树的地方原来是一个大坑，上百具尸体就成堆的埋在那里。如果不是当事人余文海指认，谁也不会知道，在绿油油的麦苗和挺拔的树木下面，深埋着惨烈的悲剧。

死亡前的饥饿比死亡更恐怖。玉米心吃光了，野菜吃光了，树皮吃光了，鸟粪、老鼠、棉絮都用来填肚子。在挖观音土的地方，饥民们一边挖，一边大把大把地往自己嘴里塞着观音土。死人的尸体，外来的饥民，甚至自己的亲人，都成了充饥的食品。那时，“人相食”不是个别现象，古籍记载“易子而食”，而在大饥荒年代，吃亲生儿女的事件就有多起。在信阳的一些县里，在甘肃通渭，在四川，我都听到了当事人讲述的骇人听闻的吃人故事。

我还见到过吃过人肉的人，听他讲述过人肉的味道。据亲历庐山会议和大跃进的李锐说，当时人吃人的记录全国至少上千起。这些悲剧，本书在各省章节里，有着详尽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