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缝肛门”事件再度引人关注，这次是以名誉权案件的方式出现的。
在名誉权诉讼中，助产士张继蓉的诉讼请求获得法院支持，产妇家属陈刚先生被判赔偿3万元及赔礼道歉。陈先生表示将要上诉。
以现在的情况看，陈先生的上诉，恐怕也难获他所希望的结果。
“缝肛门”事件，起自陈先生向媒体报料，称妻子在医院生产，因助产士嫌红包少被报复，肛门被缝。此事经卫生行政部门调查，确认为不存在肛门被缝而是生产过程中处理痔疮。陈先生继以涉嫌故意伤害向公安机关报案，随之法医鉴定“肛门周围皮肤未检见损伤痕”，警方认定未发现故意伤害行为。
就名誉权诉讼来说，法院在深圳卫生行政部门调查报告的基础上，确认“无证据证明”助产士实施了缝合产妇肛门的事实，判决陈先生败诉，并非“粗糙武断”。助产士未缝合产妇肛门，既有卫生部门的调查，也有法医鉴定结果。
对助产士来说，集中于陈先生指认产妇被报复缝合肛门一点，发起名誉权诉讼，胜诉实在是十拿九稳。产妇肛门未被缝合的医学结论，足以使陈先生处于不利地位。这里不存在法院偏袒的问题。任何人都可以设想，如果自己是法官，面对助产士的名誉权诉讼，面对产妇肛门并未被缝合的事实，除了判决广泛声言“产妇被报复缝合肛门”的陈先生败诉，还能怎样？
“缝肛门”在媒体上报道，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产妇被报复缝合肛门，令人震惊，并被当成事实，据此产生了诸多评论。医务人员索要或收受红包，相当普遍，人们极为反感。医疗是一种专业，医务人员可能因“不高兴”而让人有苦难言，让人不得到有效处理，这种焦虑使得红包往来十分普遍，而红包流行则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焦虑，医疗的信任度已经极低。这是“缝肛门”爆出之后，没有被作为一个疑问，而是被相当多的人不假思索地当成事实的社会基础。
基于医疗作为社会问题的普遍现状，人们倾向于认为“缝肛”行为存在，这可以理解。我甚至可以理解陈先生认为红包未到位产妇被缝肛的最初怀疑，毕竟他并非医疗人士，发现异常情况并认为被缝肛，联想到红包不到位，产生一些认定，都不是过分。然而，对涉事的助产士来说，被指为报复缝肛是一个严重的名誉问题，提出诉讼也是维护权益。而判决并不依据一般的社会心理，只能依据是否缝肛的事实。
请注意，这个诉讼里面，没有涉及助产士是否索要红包的行为。法院的判决，不是对助产士行为的全面鉴定，只是认定助产士被陈先生指为缝肛名誉受损。助产士是否索要红包，以及在分娩处理中是否存在某些不当，与诉讼无关。哪怕助产士暗示了红包，哪怕她认为红包不到位，哪怕她的处理并不周全，但她都没有去缝合产妇的肛门，仅此，陈先生坚持散布她报复缝肛的行为就失去了依据。
这个诉讼结果，并不表明我们应当容忍收受红包、索要红包等行为，并不表明我们能够容忍使用专业技术去使人痛苦，并不表明我们能够不追究职业工作的不当行为，而是表明当我们指控某人的某种行为时，必须有事实依据。如果陈先生只是怀疑产妇被缝肛，并且能够随着调查而放弃被缝肛的坚持，并就调查中新发现的助产士处理中的不当而主张相应权利，将更能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避免被诉侵权。
在一般情境下，我们可以痛斥红包、职业道德缺失等现象，但在一个具体的事件中，当事各方有着平等的权利。助产士或有不当，不能承担非事实的责难；陈先生或有委屈，不能获得非事实指控的特权。这对公众舆论和媒体也是一个镜鉴，大家首先要面对事实，面对证据，有讲逻辑的兴趣，分清现象、推测与事实的区别，分清这一事与另一事的区别，而不是在正确的原则立场上胡子眉毛一把抓。
2011.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