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日期:2011年1月12日
被采访人:杨海鹏,《财经》杂志资深记者

杨海鹏:农民有了房子有了地,当时战争失去的人口比较多,空地很多,他已经住下来了。等台湾郑家郑成功被灭了以后,农民也不先回去了。所以这些闽南的疍民,就是我们过去船上民族,就是香港人说的艇仔舟啊,艇仔。这些人就趁虚进入这些地区了。所以在浙江沿海很多事说闽南话的,拜妈祖的。所以他的这种文化很多是和浙江本地是不一样的。它本身有些地方有很强的土著和移民之间的冲突,到仓南那边就更加明显了,一个地区它可能有五、六种方言,互相之间也没有什么血缘关系的。再一个,温州人的产权意识非常强。温州能发展啊,它不像我们过去的长三角地区,帝国控制的非常紧的地区。今天你是大地主,明天就把你罚没了,没收了。温州它属于很边缘的地区。历代能够从当地抽的税赋也是非常有限的。这个地方它人口众多地又少,所以它的产权意识非常强。

艾未未:形成了它的一个逻辑。
杨海鹏:对。这就是说它真正是认钱不认人的。但按照我们的观点说,他也认人,血缘它是认的。但是远近亲属它分得很清楚。

艾未未:你把这种社会的伦理和结构说得太清楚了。
杨海鹏:所以他就,比如说他有的东西,我举个例子,我朋友曾经跟我说,他朋友在仓南碰到一种情况。两个村子的人,为了争一块地,要械斗,约好要打。但是这两个村之间有联营关系啊,就像两个国家一样。有的时候友好,叫个女的,像是人质的嫁到你们家。过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不好了又打起来了。这边是舅舅,那边是外甥。你说这个打起来的时候,这东西是不认人的呀,怎么办呢?害怕外甥对舅舅下不了手,互相都有亲戚关系,怎么办?约定好,全部头上带着3K党那种袋带子,露出两个眼睛。上面写上个”杨”,上边写上个”艾”。

艾未未:就像《让子弹飞》里面的四饼子。
杨海鹏:一样。就比如说,艾未未是我表哥,但是我这个时候认不出来了。我把艾未未打了。艾未未倒下来了,死了。但是双方都可以接受这一点。就是我对我自己家族的忠,对杨家的忠;但是艾未未大殓,我到那去哭。人家还都夸我,是不是?它这个关系分得非常非常清楚,都捋得很清楚的,所以它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强的产权意识。有非常强的组织能力。而且它对死亡毫不畏惧,这些人很多事信神的,他有往生的。到温州的很多地方都夸你,宗族械斗死的这些人都有牌位,都是忠义公啊。所以以政府的这种意识形态,威胁、利诱没有用的。

艾未未:解不了的扣儿。
杨海鹏:嗯。你总是用你自己那种东西去理解人家。你理解不了的。就像我们说西藏问题的时候。我们这个周瑞基(音译)老先生写的文章。你拿物质的东西去诱惑这个唯心的民族,你怎么行呢?

艾未未:当时老江给他们捐了多少黄金修那个顶,跟克林顿讲这个事,他扑哧一下笑了,说西藏人笑死你。
杨海鹏:对,就是说你这个理解没办法。他理解力是有问题的。所以我就觉得…..

艾未未:它这个地方的伦理观和道德观你解释不了它。
杨海鹏:我认为温州这个地方。温州里你可以看到传统的中国,就是很老很老那种中国人。它那种想法。所以这种情况下,政府当然也在操控,政府对这个死亡事件遮遮掩掩,因为它有很多东西它不便于你说。

艾未未:比如说什么?
杨海鹏:比如说它所谓特警,假的呀,特警全都是保安。

艾未未:吓唬谁呢,是吧?
杨海鹏:扎个形。就像他妈的,在北京不敢弄,它“安元鼎”就弄个“特勤”,你说到底是警察吗?假的警察呀。它就拿这个东西来他妈糊弄糊弄人嘛,外人嘛。我觉得村民也知道它是假的,但需要说你是真的时候它就说你是真的。他需要…对,是他需要,而且他在不断地,有时候这个事实它故意错误地叙述,他像宗族械斗一样的,他要把你其它的社会力量绑架到这个地方。来诱使、能够使艾未未同志这种人去注意它,这个事儿。

艾未未:但这个很有意思。因为它像打太极拳一样。也要借你的力。它能够生存就是因为借你的力。它从伦理上并不是一个绝对标准。政府有扭曲的事实,有很多漏洞,那这是政府的特征啊,现在政府基本都一样啊,都是希望只给片段的事实。他也知道你这个特征,他也不完整,他顺着你来。
杨海鹏:对对对,他也就是利用你这个同情心。

艾未未:这个很像下棋呀,你走一招,我走一招。
杨海鹏:对,也还有很多后招。他还不会把后招告诉你。你帮你下棋,他不会把后招告诉你,所以实际上别看那些弱者,那些弱者很强的。他也在操控你。

艾未未:他也很聪明,他的逻辑非常强大。
杨海鹏:所以在这个事件中,实际上是这些人感觉到很茫然。

艾未未:太幼稚了吧。
杨海鹏:不是,我认为很多评论家是这样的。很多评论家离这个现实是很远的。

艾未未:但是你说有几个人像你这么了解这个事情。我也大吃一惊,听你说这个。
杨海鹏:我认为能够了解温州的人不多,记者都不多。

艾未未:但是谁都想在这个事件中说话。
杨海鹏:它有很多都是描述,很多东西都是描述,它只能是把温州的农民看成是其他地方的农民。它虽然说身份是农民。但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它是两码事。所以它是一个想要变强的政府。它跟一个非常传统、非常强的自治的农村发生这个冲突。所以为什么说,钱云会那些人为什么那么强,要反复上访。但很多记者往往只关注这个事件,寨桥这个事件。他没有关注其他村落。实际上在整个温州沿海,很多临海的农村,接近海洋的农村,都在发生同样的事情,同样的征地故事,为什么?

艾未未: 因为是一个现代的利益和古代的这个传统的……
杨海鹏:不是,但它这个是冲突。那么政府为什么在这块搞不定?不是搞不定,是政府为什么动这块土地的脑筋?

艾未未:为什么?
杨海鹏:温州的事情应该说,从90年代末开始,温州的资本就开始外流。大量的剩余资金,就在全国炒房炒煤炒资源。它为什么会这样?土地太贵了。制造业要扩大再生产,首先你地皮太贵了。工业用地竟然炒到上百万、几百万一亩都有的。但是我认为在90年代以前的温州模式是真正的温州模式,90年代以后,温州模式受到上峰肯定以后,这个模式发生了一种变化。

艾未未:受到什么肯定?
杨海鹏:这跟高层,江泽民啊都肯定啊。这是一种社会主义。温州人它是一个内生的模式,它不靠外国资本进来。它是自己产生的,自我发展的一种模式,那么受到我们国家领导人肯定以后,它就发生了一种变化。它发生的变化是什么呢?它的政府开始越来越多的介入工商业,对吧?比如说政府掌握了一个资源,就是土地。因为我们这个政府的爱好就是“大”。温州的企业太小,很小很小的,都是家族企业,几世职工。政府都是想搞大,搞大干什么?就是开始对一些,某些企业家进行一种暗的补贴。

艾未未:希望搞大。
杨海鹏:对,希望你们搞大或者说政府把你们肚皮搞大,对不对?那怎么办呢?就是土地,我给你廉价的土地。

艾未未:这么说这些企业家都是卵子嘛。
杨海鹏:啊,就是。最后就是说你那些大老板,真正的大老板,算上你那些补贴和贷款上的优惠,种种方面的政府方面的优惠的话。这些大老板的税赋是很低的,因为政府要扶持你。那么小老板的日子还算好过,但是小老板你想扩大,你就没有动力了。为什么?因为土地太贵了。所以这些人有了剩余资金干什么呢?没地可去,就到外地去炒房。开始想办实业。但是你知道,你跳出温州,跳出浙江,你去办实业的话,开始招商很可能是满脸堆笑,等一变成固定资产以后,对不起了,关门打狗了,所以最大的关门打狗事件就是现在的山西煤改,对不对?所以这种情况下,温州的资本实际上是一个盲流资本。以前我们说盲流,就是被生活所迫,到处要饭,但是温州的资本呢,就是被挤压出来的盲流资本,没去可去,没有依托,所以就到处去炒。

艾未未:又没有任何政治资本。
杨海鹏:对,等你地方政府再想把房市托起来的时候,它需要温州人,甚至去到温州,温州报纸上整版整版的地方广告,就希望你到那边去做房子,炒房。好,等当地人抱怨,房价太高的时候,一定程度的时候,温州人又变成过街老鼠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你也知道我们的政府经常也是牺牲同盟者嘛,对不对。房地产商,开始多受宠啊,但是房地产商赚了多少,政府就赚了多少?等房地产形成了矛盾的时候,他妈把房地产商推出去。所以这种情况也是这样。所以温州的情况,政府进入了产业以后,开始扶持大资本,在补贴大资本,当然小资本发展就受到限制了。然后中级资本又承担了税赋,所以温州这些年发展的很不好。因为大资本到处受欢迎,到处跑,温州的地理区位也不好。所以它们想一揽子解决的问题,一,能够把外边的资本、温州的资本再吸引回来。温州人想出去,出了温州在外地不是都受欺负嘛?还是回来吧。然后问题是什么呢?回来你有资源让他回来吗?

艾未未:也是走投无路。这就是《教父Ⅲ》啊。
杨海鹏:对。

艾未未:想跟教会合作,想把生意合法化,产生合法地位,这都是这些原始资本最后要解决的问题。但这几点都很难办。它已经盖这个烙印了。本来它就是靠寻利起来的。它想得到社会地位,得到政治地位。合法化。

杨海鹏:当然我现在不会说。我仅仅是攻击政府。就是说政府它的一种想法,温州也需要资金回来。资本回来那并带来什么问题?一,土地,价格太贵;第二,能源问题,电力不能保障:第三个问题,航运,温州虽然近海,但是没有大的港口。为什么呢?浅滩太多。所以他们一定要把这些问题通过一个计划来解决。这个计划就叫做“温州沿海产业带计划”。

艾未未:什么时候提出的?
杨海鹏:应该是四、五年前吧。这个我没有具体看想法提出来是什么时候。就叫“沿海产业带计划””。它就是要把沿海的土地让政府征用,滚动开发,低价收购,高价卖出,积累资金,资金用于干什么呢?填海造地,手中又有资源了嘛。

艾未未:政府也看到利益了,这块地方。
杨海鹏:利益非常大。

艾未未:钱没法花。这个地方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已经形成了……
杨海鹏:不是这个地方。是外边的资金可以进来。外边漂的温州的资金可以落地。

艾未未:对,那也是温州人的资金嘛,所以政府想来整合这块。
杨海鹏:对。就是说在法律上,滩涂和新造土地是属于国家的。

艾未未:所以这个矛盾就出来了。
杨海鹏:假如说这些沿海的土地都是农民的话。那么它这些所谓国有土地,农民养殖的话,它实际上领有者还是农民。你就填不成海啦。

艾未未:国家真是为了强大能把你沿海的渔民变成内陆的。这太可怕。
杨海鹏:温州这个地方它有个特点。这个地方每年你即便不填海,这个海涂每年向前涨10米到20米,它就看到这块息壤。我们古代说,土地会长,叫息壤。

艾未未:这次个,哪两个字?第一次听说。
杨海鹏:利息的息,土壤的壤。我们这个大禹王的父亲,叫作鲧,要去治水嘛,它就借了块息壤,把这个水堵住。那么这个地方土可以长啊,比这个洪水更加大。政府把海边的土地控制了,那么它就可以实际领有未来的土地,它可以促渔(音)。温州的沿海从乐清湾北边,一直到仓南。它可造的地,它一个计划,五年计划,几十万亩的土地,一亩算20万,700亿的价值,而且造地的成本是非常低的。而且问题是什么呢,国家海洋局是一个非常弱势的部门。表面上说你可以用多少海涂,你要造地,你必须要通过国家海洋局批准。但是人从不要批准的,因为太弱势了这个部门。

艾未未:这个太有意思了。本来温州市守着金边银角的地方,忽然一下里面被人掏走了。
杨海鹏:问题就在于你们这些渔民。你1万亩滩涂,2000块钱一亩,把人家滩涂拿走了,一亩滩涂一年的净利润要4000以上。问题就说这些农民、渔民的话——我们印象中温州人都是富人——这些农民渔民是温州人里面生存能力最差的人。他们就那么点生产技能,你说你让人家远离大海,让他们当血汗工厂的工人,他肯定不干的,他是本地人哪。

艾未未:我一看采访钱云会的父亲,我当时一眼熟,我看他那个脸。我才想起后来我70年代在山东,跟渔民出去打过海。他们就是那种渔民,脸跟枣似的。
杨海鹏:对对对。海风吹的。

艾未未:当时没有这个意识。我想怎么这么熟悉这些人,都不像农民啊。渔民是非常悲苦的。他出海能不能回来没有人知道。
杨海鹏:而且是沉默的。

艾未未:对。上岸就是抽烟。我跟他们坐在岸上,一圈人坐在岸上。他们就抽烟,你只能看到这个烟亮了一下,那个烟亮一下,一句话没有。
杨海鹏:你到温岭啊,浙江温岭这个地方。那渔户一上岸,渔镇非常繁华,干什么呢,女人们都无所谓的,男人们就马上去嫖娼,到处是四川的,湖南的来的女人。浓妆艳抹的女人,找船老大,而且抱个女人也不说话,呵呵呵呵也不说话,基本上就是我们原来看那个《望乡》里面那个日本海军登陆,那种形象。所以他这些,他的技能就没有了,他的技能就是他的本钱啊。但是你说一人人均两分地,你他妈把他本钱都拿走了。你给他一万块钱,你让他干什么? 这太残忍了! 你让他就业,他怎么就业呢。所以他们政府是不管呢,政府想什么呢,它完全是赌博。我们中国别的地方的政府,因为这种重大的问题还是中国的财税体制,中央拿走的太多了。但是服务是由地方承担的,社保啊,教育啊是由地方承担的。地方还要发展经济,它怎么办?只好一头扎在“地”里面,去找钱,去土地里去找钱,就抢最弱的。你中央抢我,我抢别人。抢最弱势的人。温州政府一头扎在地里,抢地,抢内陆的地,抢海边以外的地,也比较难。那么它去抢海边的地,他可能想,你他妈鱼虾——将来再填海——鱼虾也不会上网了。它是一头扎在海里找钱啊。

艾未未:它这个顺水推舟了,理所当然的把土地拿到了。
杨海鹏:所以这个事。非常可怕。一细想这个事儿是个大事。

艾未未:但我想全中国也没有一个人像你想的这么细。也没有人知道的这么清楚。你这个事儿还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楚的。而且我觉得你特别需要写一个书,真的,我非常吃惊这个事情。你这个书写清楚对很多事情都能说清楚了。因为温州确实是一个极具色彩的地方,而且无论它的历史,还是现实的矛盾,都不是一天两天了。
杨海鹏:对。就是我在10年前看温州,就是温州市给中国一个可能的地方。现在发现这个可能也没有了,到处都是强政府。

艾未未:政府是非常蛮横的。它的政策是根本不讲理的。你讲你的理,它讲它的理。
杨海鹏:那你这个这个征收制度的话,就是跟拿滩(音)的人在那儿在做生意,你怎么做呢?但是政府现在也处在一个非常僵的地步,因为标准是它们定的,有些村庄它搞定了,它把地拿走了,但你寨桥你闹一闹,我政府做出让步,这个钱给你了。农民是不保密的。沾亲带故它把消息传出去,传出去其他村子就造反了,所以这个政策对政府来说它是没有退路的。

艾未未:北京也一样。它为了搞定这块地,它乱给钱。一平方米能给到一万四、一万五,那那个村子的人又不干了,已经拿过钱的也不干了。

杨海鹏:那是啊。你给人家算一算的话,我们得到的消息是非常准确的,不是农民的消息,我们是业主方面的消息,确实直接从业主、身边人得到这些消息,看到这些文件的,确实给寨桥了7个亿,你才给人家三千万,百分之五,二十分之一给人家补偿。我且不论你这个当地的补偿标准是怎么定的,

艾未未:那6个多亿去哪儿了?
杨海鹏:政府还有些成本哪。政府要通道路,这个几通一平啊。还有镇一级政府,它的动力所在,镇一级政府负债累累,很多都负债的,它能够把这个债消化掉。

艾未未:债已经是还不过来了。
杨海鹏:对啊。所以我不是说政府有多坏。这个东西从来不使用好和坏来来论的。

艾未未:它是好不起来。
杨海鹏:它没办法好啦,它是一个他妈的欠债的人啊,它要保自己的信用。只要去到处骗钱啦。你要欠债了还不是这样。跟亲戚要,跟亲戚说我肯定有信心,我那单生意来了之后,肯定能把你钱还上,先把我银行信用给我保住。

艾未未:谁对你好就骗谁。
杨海鹏:对啊,这是非常可怕的。这个制度它造成了什么呢?就是对亲人下手啊。这个是非常可怕的。所以说一级一级政府,到镇政府,它们跟渔民之间血肉联系是多的,但没办法,它负债累累,它要保自己的碗啊。它并不是说每一个环节的人的好坏问题,不是一个道德问题,利益的问题。

艾未未:还是一个系统的问题。
杨海鹏:系统性的危机呀! 这个比好坏要可怕。哪有全国都这样?哪有那么多坏人啊。就是些无知的人,看不清问题所在的人。

艾未未:不断有人前仆后继。
杨海鹏:对啊。但问题就是说,你如果是制定这种政策的人,你根本就看不出温州沿海的特殊性,也就是说当时你把维稳成本保持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上。这时候你就看到温州的力量了。

艾未未:这样看,他肯定要把政府拖下来去啦。因为它既然是个系统……

杨海鹏:对政府来说,它感兴趣的是什么? 它不是说它通过这个东西怎么样,它是可以把债务长期化,我这届政府欠了债了,那是下届政府负责去了,对不对?那么对我来说就是把问题向后推嘛。

艾未未:能拖多久?
杨海鹏:比如说我这个地先造出来啦,哇,一看沿海那么好的地,价钱还便宜,还有港口,电力供应充沛。好啦,喜滋滋的。在外边漂的温商又回来啦。一投资,问题来啦。老百姓也搞不清楚,老百姓跟你政府抗不了,这个时候老百姓会怎么办?开个拖拉机,拉一车土,把你厂门口堵住。

艾未未:他也只能这样了。
杨海鹏:只能这样了。对厂主来说我是无辜的啊。我是正常交易啊。所以这个事情上开始就有人骂。

艾未未:会不会到最后全世界的人都是无辜的了。
杨海鹏:对对对,这个体系上就是有问题的。这个征地制度就是有问题的制度嘛。有些人的话就是脑子不清楚,他就说这个是对的。那你说一个官员你不按这个制度做,行吗?这是非常可怕的地方。制度之恶比什么都要可怕。它把好人变成坏人。对不对。

艾未未:所以你又变成了这个的一部分了,跟政府的无奈一样。政府也是一样的解释这个问题呀。它也是债太多了。
杨海鹏:不是。我是一个什么呢,对我来说就是个报道。

艾未未:那我觉得我们应该多一起谈谈。有很多东西……
杨海鹏:你比如说拍个纪录片。它旁边,叫《温岭》。也有篇报道出来了,就是我们一个小朋友写的。温岭有块礁,这个地方叫中国大陆海岸线,世纪第一缕阳光照到的地方。这个礁上面,十年前,这个村,镇上来人了,说中石油要到你们村投资建立一个油库,就在那个礁上面建一个油库,让你们大家舍小家为国家,在这边盖个油库,给你们补偿。一亩地补偿几千块钱。啪,油库就出来了。隔了八年。当地人在那边钓鱼,跟油库那边人打架了。闹得不开心。渔民被打了,公安也不好好处理。渔民急了,就拿车、拖拉机这些东西就把公路给挡住了,让你的油库不能正常的运作。因为我在当地声望特别高。我在当地活打了一个黑社会,就靠我个人的力量,打了一个黑社会,那么这帮人就跑到上海来找我。我一看这个油库是假的,怎么会是中石油的呢?为什么呢?中石油作为国资,必然是先要征地然后才做的,他不会在集体土地上盖油库。然后,我就找几个律师去查,所有有关这个公司的工商资料,一查,是什么,股东全都是当地的领导。几十个领导,哈哈哈,假冒中石油。然后老百姓维权啊,土地部门说它是违法的,但它不敢拆。然后我让老百姓打行政官司。行政官司怕老板姓胜诉,但也不拆,但反过来逼老百姓把土地卖给他们。但问题是说,集体土地征用是不能卖的,我怎么能卖给你呢?不能卖,一定要拆。它是什么? 就是逼你自愿,违法了责任让老百姓负。非常可怕。这种事情在整个中国,精彩的事情非常多。

艾未未:这个也出自中国自上至下根本不相信所谓的科学,所谓的法制。从来没有人相信过这事儿,所以现在搞得什么地儿都有弹性。什么事儿都可以重新翻盘,整个乱的一团粥。
杨海鹏:是啊。但是最后的话,维权的农民……

艾未未:所以弱者承担了。
杨海鹏:是啊,最后总要有人承担啊。所以这种情况下,矛盾就在积累,一直在积累,我当时写微博,我们小时候都唱那个《嘎达梅林》。

艾未未:我还真不知道…
杨海鹏:就是南方飞来的小红燕什么什么,为了蒙古人的土地嘛,嘎达梅林起义嘛。

艾未未:你小的时候和我小的时候还不是一个时候。你10岁的时候我都20岁了。
杨海鹏:呃……差不多吧。那个时候都唱。王德克(音)他都唱。他小时候就唱,第一首歌就是。

艾未未:你10岁的时候我去美国了,刚好那段我不在。
杨海鹏:哦~

艾未未:这样咱们先回来。说调查团这个事儿。两个问题。第一个,你认为这种类型的调查,获得一定的社会效应,然后仓促的出这个一个……
杨海鹏:它有一种,怎么说呢。我认为它有一种形式上的东西。这个东西是有价值的。毕竟它表示了我们在关注这个事儿。它对政府的压力也非常大。地方政府的压力非常大。地方政府要重新应对。毕竟别的地方政府再弄它也有所忌惮。你知道中央政府在这上面的作为是非常有限的。对不对?有这股势力的出现,我认为是有点作用的。但是我认为,以后就是说我认为是专业人员,要结合更多的专业人员、专业力量来做。

艾未未:而且最后的,无论是方式还是立场都有问题。
杨海鹏:对,为什么说组织可怕呢?第一很多极端的没什么本事的,它就不断地给你搞出点内部矛盾来,就想给你取而代之之类的。假如说老大跟政府之间有点退让妥协。我认为退让妥协都是正常的。但还可以上升到一种什么、什么高度。那我就非常可怕了,对不对?所以我就认为中国这东西,就是把自己逼死了。政府也把自己逼死了。我刚才说嘎达梅林的故事是说什么呢,我们这一代人,说传出的价值观就是抗暴的价值观,就没有和解。没有像是说德克勒克和曼德拉这种,以前都是仇啊,互相杀。然后它能够达成一种和解,不记前仇,白人以前的事儿就算了。

艾未未:为什么不能和解?
杨海鹏:为什么不能和解。那政府的话,他的教育也有问题,就是一种不断地为自己的暴力辩护嘛,就是暴力是对的嘛。你比如说,我刚才说嘎达梅林,就是北洋时期中原大旱,大旱的农民没有土地。然后就跑到草原地带。结果政府就觉得这个农民让他们去种地。农业的产值,农业比牧业更代表先进生产力。农业的产值比牧业高。但是土地的所有者是旗主,所以政府从旗主手中把土地买过来再卖给农民。嘎达梅林是当地蒙古人,他是当地的村长,也是跟钱云会一样的角色,就带蒙古人起事了,就成了个民族英雄。那么我说面对嘎达梅林的时候,我们在看钱云会,他不是一回事儿吗?所以我认为,一,就是土地补偿的价格。做政府的话,你政府在这个中间,政府不是搞经营的。政府一搞经营,就有很强的自利性。我们现在政治学家就把我们地方政府叫什么呢。叫自利性的政权承包者,它是承包人啦,它在拿这事做生意呢。再一个就说,跟牧民一样,滩涂养殖是生产技能啊,我失去了牧场,我失去了滩涂,我的生产技能就无用武之地了。

艾未未:下一个问题。我们得切短这个,因为你知道的太多,得专门为你做几个纪录片才行。你觉得这个里面有真相吗,如果有真相,你认为真相是什么?还是真相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
杨海鹏:我认为可能。

艾未未:事情是发生了,但是真相是什么。可能知道吗?
杨海鹏:我认为可以接近。只能说接近真相。

艾未未:说好了可以接近。也可以不接近。比如说你大量的证据和案卷不出现的话它就不接近了。
杨海鹏:呃,对。中国的很多事情我认为是没有真相的。我们知道的事情,和报道的很多事情就不说了,不能说。

艾未未:连林彪事件也没有真相。
杨海鹏:对。但林彪事件是可以得到真相的,只是不让你去做出这种东西。而确实像林彪事件这种事情,我认为它是可以的,只是有人为的因素在干扰。而这个事件的话,也许就是它随着社会关注度的降低,很快就没有真相了。因为他毕竟不像林彪是棵树,而钱云会是一颗卑微的草。 对吧?我们是做历史记录的。我们很清楚。历史很多东西是被扭曲、被伪造、被加工的。而且我们也是在加工,对吧?有很多事情我们不能说。我们只是说有限的真话。

艾未未:你有多少事情不能说? 在你知识的范围内。
杨海鹏:在我知识的范围内,三分之二吧。

艾未未:三分之二不能说。
杨海鹏:三分之二说也没什么传播价值。或是说,传播价值跟说报道的风险不成比例。比如说我们知道某一个小官他钱很多,很快可以得出答案,这个小官的钱哪儿来的。但问题对我这份杂志,一个厅局级干部他的钱哪儿来的,我们直接的把他活杀了,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这个杂志就是说,我就是比较太高端了。

艾未未:这个话说的比较有意思。你刚刚谈到这个传播价值,怎么才能够产生社会价值,也是这个事情的一个效果的问题。做这个事是不是有益在这个位置上。所以说我们说的所有的事实都是相对的和有价值的一个判断。
杨海鹏:我也受媒体所限,我媒体的读者比较高端。我们的版面也是比较有限。是个双周刊,我们只能报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但是这个事儿重要,不是因为是暗杀还是交通事故,而是这个温州的产业计划。

艾未未:对。如果是暗杀,它是怎样可能的一个背景。如果是交通事故,是怎样的一个背景。
杨海鹏:暗杀从经验判断,暗杀除了是一种激情犯罪以外,不大可能,不大可能是政府的计划。

艾未未:我本身不认为政府会去做暗杀。当然我觉得利益是可能的,对不对。
杨海鹏:嗯,从现场来看,不大像。不会选择在违背常识的地方。

艾未未:不大像也未必不是,对吧。
杨海鹏:对。

艾未未:因为政府有义务证明他的清白。我们有义务去怀疑它。
杨海鹏:对对。但是我们的政府还不习惯于这种事情。现在很多媒体记者,他接受的新闻观念可能是西方的。媒体虽然有的时候现在还是党媒,但它有的时候开始概念里头,这个记者是代表社会的。所以它就产生一种对抗的状态,我们的政府还不善于被怀疑。呵呵,对吧?

艾未未:对。其实政府官员直接会问你,你到底是为党说话还是为老百姓说话。
杨海鹏:对。它还不习惯被质疑。是不是。

艾未未:嗯。这话实际上说得很真诚。
杨海鹏:对呀。赵启正你看他最后他一弄,他开始当外宣办主任的时候,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的时候,西方对我们的报道很多都是负面的。结果再细一看,对自己政府的报道负面的还要多。他就开始理解了。我们的政府习惯于被赞美。

艾未未:这个观念还得转。
杨海鹏:对。所以我说这代人。一代代人,而且中国进步还是很快的。要坦率的承认这一点。但不是说因此我们对一些事要宽容,对政府宽容。

艾未未:乐清事件里你觉得,调查这块,所谓公民调查,或者观察,或者你们参与的这个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杨海鹏:有参与就行嘛,有公众参与的激情嘛,但是……

艾未未:基本是脱了裤子办不了事……
样海鹏:办不了事。

艾未未:基本上都像是中学生看色情片看多了以后,一旦碰上一个真的妖精,实际上做不了什么事。
杨海鹏:对。但我认为记者还是做了些事。做得还不错。我认为媒体呈现的东西还是比较丰富。

艾未未:你具体一些。
杨海鹏:你比如说我觉得《二十一世纪》,南方系的报纸,它的报道虽然说有很多东西不一样,但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判断的基础,毕竟记者是在调查。所以我认为,这种事在这种大规模的公众介入,政府这次做出了一些过度的反应。政府公关上这次有成熟的一面,开始的时候欢迎,它也有不成熟的一面。它把这些人分成层,把公民分成层, 它暗箱操作,像于建嵘,他这个身份,所以它必须跟他对话。其他的成员它就不对话。对于民间的人士,像屠夫啊它就不客气啦。没有单位保护,就抓去撒尿验毒,这个我觉得它最后呢,这种对待,它结果……

艾未未:还是对他不信任。
杨海鹏:对。

艾未未:因为它能落这个套里也是对它不信任,它折腾了半天还是对它不信任,那么这个民间和政府的信任有可能取得吗?
杨海鹏:不可能的。

艾未未:而且是越来越不信任。
杨海碰:因为你按等级在划分这个信息、对话的权利。最后的结果呢,会造成什么情况呢?会造成这种维权的组织内部,最暴戾的人会取代这种比较温和的,因为他们互相怀疑啊。

艾未未:对。因为这个怀疑是有道理的,比如说像于建嵘。他去了他获得了最好的优势,他获得的优势是因为政府身份,他具有某种政府身份,所有人给他下跪,跟他谈仔细的谈,那么他将所有的资源垄断,我觉得这个在公共事件的立场上,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因为他平时做的并不是像这种的调查。在一个公共事件的最需要非常公开的时期去的。所以他是实际上有义务要对这个事件作出……
杨海鹏:但是,我认为呢,坦率地说,如果从整个一个民主国家的背景下的话,假如是民主国家,你的公开是对所有人的公开。对不对。但是我认为这种事件确实是有一种东西。他就是害怕参与爆炸。我认为很多事实公开的话,确实会引起参与爆炸。

艾未未:而且什么?
杨海鹏:参与的爆炸。

艾未未:什么意思?
杨海鹏:就是人参与过多、也没有什么领导者,很可能就是那种最激烈,谣言很多。最激烈的那些人就把持了这种。

艾未未:这是你的判断。你觉得于建嵘最初对这个东西有认识吗?还是参与之后才意识到这个东西?
杨海鹏:去了以后。

艾未未:为什么我觉得他变得很怵了。
杨海鹏:他现在不接受采访,他后面开会的时候,跟乐清方面的在温州13号要开一个会,说新华社长期跟踪乐清土地的记者,我知道这个记者是谁,我也知道这个记者,是张和平,是我的朋友,是新华社温州分社的社长。但是我认为他对这个事情,不像我这么有概念。他可能是他更多的知道一些个案,他对政府的长期计划、他对土地制度,那些不是有我了解。所以我认为他还是局限在政府怎么样把这个事件控制这种角度。但是我认为他毕竟,如果把很多土地事情内幕弄出来的话,是政府现在承受不了的。

艾未未:是有原罪。
杨海鹏:对。除非是最高层那边有变化。但是这个事情它有个结果,很多知识精英的介入,虽然这个介入不是有很强的组织性,有序的介入,但它有一种结果。比如说,马上夏宝龙他就去了,浙江省委副书记,分管政法的副书记就去了,去了的话就是去找潘孝政,乐清的市委书记问话,要调查,他们也有个官方调查组在秘密调查,对吧。新华社也有高层的人在那边调查。那么,实际上,这里面还有个问题。我们也不要想政府是一块儿,实际上有很多地方政府的操作是上级政府不知道的。而地方政府要是觉得自己很能干,他不管用什么手段,它先把直接这个搞定再说。有句话就是搞定就是稳定,它不能把问题上交。所以地方政府,政府之间的信息也是相互屏蔽的。不要认为省里比我们知道的更多。就象大火事件,据说俞正声最早得到的消息是:“在建楼盘着火”,呵呵,它是互相瞒的。它不愿意把问题上交。它先搞定再说。

艾未未:他这个说对了一半,是在建。
杨海鹏:在修嘛。它也可以运用这种概念进行误导。官员之间也相互误导。所以说我觉得,我敢说我直面政府、直面所有的问题,我是要直面中国的问题。我不是说先有概念,该怎么办,教你们办,不是的。我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揭清楚,地方政府该承担多少责任,中央政府该承担什么责任。我们的政府太昂贵了。陈良宇案出现的时候,社保案我写的是最深的。可以说中国很多媒体很多都是抄我们的,就是有原创的《二十一世纪》和我们,其它的都是抄我们的。但是为什么说上海要用社保基金投资呢?你中央政府抽的太多了,你逼得地方政府做生意嘛。

艾未未:它拿什么做?
杨海鹏:它只能把所有的资金用活了。所以说一个好的中央政府,理想形态中央政府,它是个转移支付的工具。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我这个富地方要转移到穷地方去,把财富转移到穷地方去。但是我们说把钱交上去了,你他妈建那么多大国企,穷的地方还是穷。然后让穷的地方憎恶富的地方。

艾未未:让最无能的人富了起来。
杨海鹏:对。然后国企还是与民争利。你说这个地方政府它怎么做?最理想的政府是什么状态呢?就是第一,政府是个总公司,下边很多物业管理公司。它收的钱就够物业管理成本就够了,稍微有点盈利交到总公司去。但是最后你是怎么办呢?最后你把人家的服务成本大多数拿走了。地方政府就没有钱去提供那些服务了。那怎么办呢?没有钱提供服务了,我就在社区里划个什么地方收什么停车费,开个酒吧。这地不是你的啊,把绿地卖出去,乱搭建。最后跟居民产生矛盾啦。中央政府以民为本,它当好人了。是这样的。所以地方政府有苦难言,就是替罪羊。就像曹操杀那个粮官一样啊,就说他贪污、他腐败。所以要是把这个理解成一个腐败问题就太单纯了。这是制度性的问题。腐败会有吗?会有的。但它只能是一种很浅的,大的问题是制度性问题。

艾未未:那为什么这么多人在腐败呢? 为什么逮着他呢,还是政治问题。
杨海鹏:腐败有的是,我不是怕说,但还是帮派之间互相抓卵子呗。

艾未未:那么这样就在它们内部就更没有信誉了。
杨海鹏:对啊。

艾未未:所有人都看得清这个问题啊。
杨海鹏:当官的根本没心当官啊。赶紧发财。对不对?把事儿做好,把问题长期化。

艾未未:然后就沾这个……
杨海鹏:对。

艾未未:行。我们也不能说太多。你这个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得……
杨海鹏:所以理解这种事儿。比如说污染事故, 太湖污染;什么GDP崇拜啊。我说狗屁! 太湖的问题从古到今都是这个问题。中央拿钱拿的太多。古代拿钱拿的太多,就是逼着老百姓去围垦,把河道堵了,去造田。地方政府为了老百姓有饭吃,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饭吃了就行。但是河道堵了将来要发洪水啊。发洪水也许不是在我这代,也许我的下任发洪水。

艾未未:万一不发水了呢?
杨海鹏:对啊。所以我先把钱交上去再说。我升官再说。但到现在的问题呢,就是工业污染爆发,大自然的报复是通过别的东西来报复它的。

艾未未:挺好,中国这个社会,既然你不相信科学,又没有宗教信仰,又不相信民主的架构。那你就这样折腾吧。
杨海鹏:就是折腾。

艾未未:互相折磨吧。
杨海鹏:喊个口号,科学发展观。你要落实。

艾未未:最后都不得好死。
杨海鹏:但你有舍不得牺牲,又舍不得放弃8%的增长率。你怎么搞科学发展观啊。转型很难啊,要转成服务业,你要信用啊。

艾未未:一方面你知道没有办法发展。你没有创造力,你没有文化上的优势,你只能是给人家做加工业。
杨海鹏:对呀。就是说搞实体经济呢。

艾未未:就像我这么一个破工作室你都非得给拆了。韩寒弄那么一个破杂志搞几年搞不下去。那么一个弱的杂志。
杨海鹏:是啊,还有官方补贴,不断地贴。

艾未未:我觉得这是很好笑的一个事儿。
杨海鹏:是啊。你想把这种东西搞成智慧产业啊,这种发展服务业啊,发展不起来的。你没有法制,你搞金融,那是虚拟经济啊,我的钱这个数字在转来转去。你说…..

艾未未:现在很难再回去啦。因为整个这个结构是建立在没有法制下的相对稳定结构。
杨海鹏:对啊。

艾未未:你怎么回去。你回去的话,那现在所有的能够运转的部分又得停下来了。
杨海鹏:现在问题就是说,所以说要改革。那种改革我们就不说了。因为对我来说,为什么我说我不反共产党呢?我希望共产党改革呢?因为中国能够出现一个统一的秩序的提供者,这个不容易啊,中国不容易啊。100多年走过来,统一秩序的提供者,一个中央政府来提供大家秩序,来保障这个秩序不容易。但是你能力怎么样再另外说了。但问题你一旦倒了,下面所有的竞争者,怎么办呢?倒了真是连现在都不如啊。

艾未未:这个改革可能吗? 可能吗?
杨海鹏:那就是改革的可能性问题了。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预判可能不可能。我们必须要说要可能,一定要改革,不改革不行啦。现在坏人要移民。好人也要移民啊,看清楚。

艾未未:简单地说。改革首要要改革什么。
杨海鹏:政治还是嘛。

艾未未:政治怎么改革?
杨海鹏:这个超出我们的话题。我说清朝还好,清朝的崩溃没有导致整个社会的崩溃,为什么?

艾未未:你放心。清朝也没有,元朝也没有,中国就是这样的,上层下层是两块。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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