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湾大桥，浙江省 拍摄：ALIDA BECKER
如果中国第一代城市规划者的意图能够实现，何伟由北京至戈壁沙漠的旅程极有可能在长城上展开，而非沿着长城前行。不要大惊小怪，长城事实上由许多段城墙构成，绵延5,000余英里。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来说，思虑远大是件福祸相依的事情，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也同样如此。贯通长城的公路也许永远不会实现，但遍及全国的公路网络正迅速成形，以顺应何伟所说的“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迁徙”——整个国家十数亿人口的十分之一正从农村地区向城市和工业区转移。虽然中国步入汽车文化较晚，但她声称要在下一个十年拥有比美国更长的公路里程。而且，几乎每一个行驶在公路上的人都几乎是新手。
“很难想象还有第二个地方的人们将糟糕透顶的驾驶经历视作乐趣，”何伟写道。北京人在通常用以散步的地方开车——成群结队，而且不打转向灯。“他们不在意你在后面尾随，也不在意从右方慢车道超车，或者在人行道上驾驶。你甚至可以在高路公路入口的斜坡上向后倒车，人们眼睛都不会眨一下。人们在坡道上超车，在转弯处超车，在隧道中超车。”换句话说，驾驶时需要即兴发挥，需要随机应变，并且有创造性地突破法律约束——这与一般民众面对社会剧变时的灵活态度倒是十分类似。
何伟在他的第一本书《江城（River Town）》中讲述道，他1996年受和平队（Peace Corps）派遣在四川参加志愿工作，从那时起他就注意观察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在他的第二本书《甲骨（Oracle Bones）》中，他跟踪记录了他在涪陵师范学院时一些学生的生活，其间穿插讲述了学生们青涩的教学生涯，并描述了一个维吾尔族商人移民美国，以及一名中国学者投身传统的故事。现在我们所读到的《寻路中国》中的三个长篇故事，是何伟在他为《纽约客》和《国家地理杂志》所撰文章基础上精心扩充而来，他向我们展示了正在扩张的公路网络带给每一个个体的影响。
首次出行是一次涉足西北内陆的短程旅行，那里的村落因为东南沿海的工业区而变得空空落落。开着一辆塞满了奥利奥饼干，多芬巧克力棒和可乐的汽车——发动机老旧不堪，没有保险杠，里程表读数也不准确，带上毫不惊讶甚至有些高兴的北京汽车出租公司的祝福，还有不怎么可靠的地图，以及极大的风险，何伟出发了。当局最终发现了他未经许可的乱逛，但那是在与十来个性格鲜明的人相熟以后的事了。曾经有一站，一名年长的农民历史学家平静地翻译出可怕的地名（杀掉外来者，杀死胡）。在另一个地方，一名风水师显示出了他极强的适应能力，他的名片上详细罗列了27项服务内容：从选择婚姻伴侣到选择墓穴无所不包。在成吉思汗陵（一个只有坟墓没有尸体的假博物馆），一名喝醉酒的女导游试图查证何伟是不是间谍。
在另一次旅行中，他来到了一个名叫三岔村的偏远所在，这个村落位于北京北部几小时车程之外的地方。他在这里租住下来，度假休整，终日与茅厕，老鼠、以及贴满了旧版《人民日报》的泥墙为伴。在他离开城市外出游历的几年间，三岔村的命运改变了——一如魏子祺，村中唯一留下来养家糊口的年青人。当他的家庭餐馆兼旅店生意帮助这个村庄成为一个旅游目的地后，他们之间的友谊使得何伟可以记录下魏先生转变为中产阶级的过程。何伟记录了魏先生买车，记录了魏的妻子先是痴迷（此为敏感内容，故略），后又皈依佛教的整个过程。当他们5岁大的儿子患上一种严重的血液疾病，何伟讲述了他们一家在当地医疗机构的经历，那里的人们认为来自农村的家庭都是无知的农民，在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挽救生命的情况下，就威吓他们去交钱。
何伟有关三岔村的叙述是本书的中心，在最后一个章节，他再次踏上旅程，这一次是沿着一条公路探寻东南沿海的工业区。在那里，他花时间观察了一些都挺有意思的人。在各类细分商品（饮料吸管，裤子衬布，自行车铃）的制造商中间，他发现了一家为内衣配套尼龙涂层环的工厂，以及一个外来打工者的故事。这个打工仔拥有惊人的记忆力，能将复杂的机械原理图重新默画出来，再卖给其他工厂的老板。何伟所遇到的老板都是当地发展模式的支持者：“低投资，低质产品，低利润，当然还有低培训”，但那些基本上没受过什么教育的打工者都很难被驯服，特别是那些未成年的女孩子没有任何经验（她们说服自己来打工，大多由父亲和姐姐陪同）。何伟发现，陶玉凤和她的家人都非常有进取心，也非常有趣，一如魏和他的家人。
在中国“每一天都有新的发现”，何伟这样表示。但是“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发现是中国人的感受与他相同。中国变化太快，没有人可以对自己的知识自负，总有一些新情况需要廓清。”《寻路中国》是何伟中国三部曲的收官之作，但鉴于何伟追寻故事的冲动是如此地难以遏制，我们很难相信他会就此罢手。在本书的最后部分，在重返美国之后，何伟再次来到北京，刚好对他的中国驾照进行了年审。在2013年前会一直有效。
ps:
《寻路中国》中文版目前正在《南方周末》连载，柴姐姐有关此书的博文《人最大的痛苦就是心灵没有归属》也非常值得一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