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so在知乎上面问道:
中国是怎样完成从抑商主义到重商主义的历史性反转的
重农抑商几乎是中国历代王朝的普遍政策，清末开始重商，49年后重新重农抑商，到今天重商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其程度远远超过历朝历代，甚至超过历来重商的西方。这种反转是怎么发生的？
我的回答是：
我倒是觉得没有发生任何的反转，你所谓的古代抑商和现代的重商我觉得本质差异不大，表面上的差异是有的，但是内心实质是接近的。
比如古代的抑商，我觉得主要有盐铁专卖的对非官商的歧视，以及在很多朝代建立之初的把商人类为低等户籍之类的。这里面的精神实质就是对商人和政府外大资产的恐惧和防范。
现在其实也差不多我觉得，这种专卖制度，比过去不见得少。而且由于有了国有企业和土地国有制这两个招牌，实际上现在的专卖制度比过去多得多。还有各种资质，其实也是变相的专卖制度。
除了各种社会主义的专卖制度外，实际上私人办企业做生意还是会有各种歧视，比如上海北京必须要有办公地点，不能民房。单看这一条，其实还好，只是一条制度。但是为什么各大创业园区可以搞出虚拟注册，这虽然对我们这些创业者有好处，实际上也是制度带来的权利寻租和潜规则收益。
再比如，如果只有三鹿一家三氯氰胺，我们可以把责任完全归于商家，然而全行业都三氯氰胺，几乎无一例外，但是对政府的声讨，根本没有。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考虑，这种全行业的问题，在食品加工领域，特别普遍，根本不是某个人心黑或者说道德水平的问题，但是在舆论和老百姓的讨论中，都把这些引到了资本家道德层面去谈，这其实也是对商业的歧视。
我觉得现在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不能理解为现在重商了，而是政府的被迫退让，改变了很多原来错误的资源配置和准入制度，所以经济重新繁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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