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党史》突破：不再提“高、饶反党联盟”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于2011年1月11日正式出版。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在诸如高饶事件、1958年的炮击金门事件等一些问题上有所突破，但总体上还是维持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基本观点和总体思路，对一些问题作出了回应。

>>在中共中央制定“一五计划”时，原本将重工业比例初步定为20%,而在斯大林的坚持下调整为14%。从中就可看出，苏联在新中国建国之初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党史第二卷》对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有所突破，对一些重要事件的思考也体现出新的思路。在《七十年》中，对华国锋的涉及极少，基本上唯一的功绩就是其在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斗争中的功劳，但总体来说贬多于褒。而《党史第二卷》在增加一些重要史料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华国锋虽对“两个凡是”的提出与执行负有责任，但他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并赞同邓小平复出工作。在华国锋主持工作期间，平反冤假错案的实际工作已经开始，不过阻力较大，因此局部的平反冤假错案被集中在了一个“狭小的范围”。

>>关于高、饶事件，近些年来，张明远、张秀山、赵家良等人的回忆文章和著作对此事件的内幕多有披露。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即有毛泽东与刘少奇关于是向“社会主义过渡”、“进行农业合作化”，还是实行“新税制”、“巩固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争论，高岗明显站在了毛泽东一边。毛泽东当时对刘少奇深有不满，相继削弱了周恩来和刘少奇的权力而加强了高岗的权力，并指示暗查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在1953年初举行的所谓“批薄射刘”的财经会议和1953年9月举行的所谓“批安伐刘”组工会议上，高岗并未“唱高调”，反而主动要求自己不要做出对刘少奇、薄一波等人的尖锐批评。高岗和饶漱石的讲话事先都经过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同意。后来被称为“配合高岗进行反党活动”的张秀山本来不打算参加会议，发言是经过毛泽东要求和同意的。甚至毛泽东自己讲，“有人说这次批薄一波另有后台……这个后台就是我。”“只有一个司令部，我就是司令。”高岗的真正错误并不在于“编造”、煽动毛刘矛盾，而在于向外“散发”了毛泽东的真实意图。对此，《党史第二卷》在叙述中特意加上了注释，不再提高、饶“反党联盟”，改为“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

作者：徐进，选自：《东方早报》，原题：新《党史》突破了什么

在中共成立九十周年之际，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历经十六年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以下简称《党史第二卷》）于2011年1月11日正式出版。《党史第二卷》记述了从1949年10月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二十九年间的中共党史。这段历史影响深远，同时也涉及许多为人关注的事件、人物。阅读《党史第二卷》，我们可以发现，对许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叙述、臧否正在悄然发生着或大或小的改变。

此次出版的《党史第二卷》是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这自然代表着“党的要求”和规范的口径。而上一部如此大规模、高规格的党史著作，就已经要追溯到二十年前由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了（以下简称《七十年》）。二十年间，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和看法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党史第二卷》的编写格外艰难，同时也使其异常珍贵。

相较于过去的党史著作有过于强调新中国独立自主而忽略了外部因素的倾向，《党史第二卷》重视苏联在新中国建国初期对中国建设、外交的重大影响。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过程，《七十年》对其描述仅是寥寥数语：“《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对新中国是很重要的国际支持。但是，中国革命迅速取得胜利是出乎苏联领导人意料之外的，他们在对这个胜利表示欢迎的同时，在政治上还有些疑虑。苏联对中国的经济援助也不能很多。”（《七十年》236页）对中国、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前前后后以及对新中国的重大影响，涉及极为有限。而在《党史第二卷》中，作者运用了不少一手史料，对这段历史有了些许补充。因此叙述就显得有血有肉、细致严密。在贷款问题上，对《七十年》的说法提出了更正：“关于贷款问题。根据毛泽东多借不如少借为好的想法，中方提出贷款三亿美元，拟三年内还清。”（《党史第二卷》上册33页）由苏方不愿给予更正为中方的不想多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