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1年05月12日 – 12:39 | 109 次阅读 | 发表评论(已有 0 条评论)

抗战中后期,物价暴涨,闻一多不得已挂牌治印,补贴家用。

闻一多厉声道:“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力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我要严厉责备那些叛徒,你们这样做是害了中国。”

作者:王彬彬,选自:《并未远去的背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立清华大学教授会这些教授们,不但公开发表宣言,在课堂上也对张学良严加斥责。闻一多平时上课从不跑野马,但西安事变后几天,在一次“毛诗”课上,却离开“毛诗”而大谈国事,声色俱厉。张春风在《闻一多先生二三事》中说,这天闻一多“暴怒如雷”地走上讲台,横眉怒目地扫视全堂后,厉声问道:“国家是谁的?是你们自己的么?”又如对着仇人控诉一般地说:“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力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我要严厉责备那些叛徒,你们这样做是害了中国,假使对首领有个好歹,那么就不必再想复兴,中国也要退回到民国二十年前大混乱的局面,你们知道么?”并厉声责问台下学生:“谁敢起来告诉我,你们做的对么?你们这种捣乱,不是害了中国么?你们可以站起来说!”停了许久,闻一多又说道:“今天我可说话了,国家绝不容许你们破坏,领袖绝不容许你们妄加伤害!今天我可说话了!”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中外震惊。共产国际闻讯立即指示中共,要“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西安事变能和平解决,蒋介石能安全地回到南京、主持全国抗日大局,与中共中央的努力是不无关系的。撇开其时国际国内的政治局势不谈,仅从其时国内的民意来看,中共中央最终确立了积极促成事变和平解决的方针,也无疑是绝对正确的。换句话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其时国内的人心所向。事变一爆发,许多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人们无论如何不能理解张学良们的行为,因而纷纷对张学良们发出非议、谴责、声讨。在事变次日的日记中,朱自清写道:“得知张学良在西安扣蒋消息,惟详细情形仍不知,此真一大不幸。”(姜建、吴为公编:《朱自清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167页。)

在陈福田、萧叔玉、陈达、潘光旦、萧公权等八位教授的倡议下,12月15日,在清华大学工字厅召开了清华教授会临时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会议决定发布《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宣言》,并成立由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张奚若、吴有训、陈岱孙、萧公权七人组成的电报宣言起草委员会,朱自清担任该委员会召集人。朱自清、闻一多等共同起草的《宣言》,发表于12月16日《清华大学校刊》第799号。《宣言》说:

此次西安变乱,事出意外,薄海震惊。同人等服务学校,对于政治素无党派之见,日夕所期望者,厥为国家之兴盛,民族之康乐,以为苟有能使中国民族达于自由平等之域者,凡我国人皆应拥护。又以为现在对外之斗争,须全国一致,在政府整个计划之下,同心协力,方能奏功。若分崩离析,而侈言抗战,徒为敌人所窃笑。近数月来,统一甫成,而国际观感已有改变,外侮防御,已著功效,方期国家命运渐可挽回,民族危机渐可避免。乃变乱突起,举国复有陷于混乱之虞,长敌国外患之势,寒前线将士之心,事之可痛,无逾于此。夫统一之局,成之甚难,而毁之甚易,辛亥迄今二十余年,始有今日之局。此局一坏,恐世界大势断不容我再有统一之机会。同人等认张学良此次之叛变,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国之实祸,破坏统一,罪恶昭著,凡我国人应共弃之。除电请国民政府迅予讨伐外,尚望全国人士一致主张,国家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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