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上海師範大學教授蕭功秦
紅色文化與新保守主義
蕭功秦指出，作為一種有效的維持現有秩序的一種制度和傳統，紅色文化可以起到維持人心的作用，但也要警惕紅色文化的兩重性。
八十年代末首次在中國提出「新權威主義」的主張，上海師範大學教授蕭功秦也是中國思想界「新保守主義」的主要代表，他受邀從上海來到香港參加由「中國力研究中心」彙聚的中國新保守主義各界學者與人士的小規模研討會。他在接受亞洲週刊訪問中表示，這次會議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二十多年來，大陸的新保守主義思潮和海外的新保守主義思潮在經歷了各自自然成長階段之後，第一次聚合在一起，共同探討我們大家共同關注的問題」。蕭功秦訪談中概括了新保守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歷程，並認為，新保守主義思潮也可稱之為「開明的保守主義」思潮，在當今中國大陸共識分裂的情況下，可能會起到重聚社會共識的積極作用。此外，他同時還指出，紅色文化成為共產黨維持秩序的槓桿，值得尊重，但需要警惕紅色文化的兩重性。
他認為，從八十年代後期的「新權威主義」到當下的「開明保守主義」思潮之間，存在著歷史上的內在聯繫。蕭功秦把後發展國家中的具有現代化導向性的威權政治稱為「新權威主義」，它是通過一種強人的政治和組織資源來穩定社會，並且通過這種政治秩序來引導中國社會有序的變遷和轉型，在這一基礎上的經濟發展，社會多元化、公民社會、公民文化的培育，將是中國未來民主政治必要條件。他認為：「在這個意義上，二十多年前提出的新權威主義，可以說是新保守主義的前身。」他同時還認為﹕「新保守主義實質上就是一種開明的發展型的保守主義。」以下是訪問的主要內容﹕
你認為現在強調新保守主義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近年來，社會大眾、知識分子與學者中，九十年代後期到本世紀初逐漸形成的政治共識有了一種正在逐漸削弱的趨勢，網路上就可以看出，社會各界在思想與情緒上的對立程度似乎越來越明顯，例如，近些日子以來，網路上有一個《烏有之鄉》上新左派要「公訴茅于軾與辛子陵」，而其他許多網站上自由派則發起十分強烈的反彈，雙方劍拔弩張與情緒對立的程度，看上去似乎比過去任何時期都強烈。中國正處於轉型的關鍵時期，社會矛盾頻發，由於觀念與思想的不同，人們的解釋也分歧巨大，保持與重建社會共識，防止社會在思想紛爭中走向分裂，是中國社會上有識之士的共同願望，多年來，不少學者在如何重建社會「共同的底線」的問題上，有過不少思考，我認為，新保守主義，或開明的保守主義，是不是可以為重建社會共識，提供某種新的思考與選擇。
新保守主義的具體內容是什麼？
更具體地說，開明的保守主義強調威權作為秩序穩定與發展槓桿的功能，強調鄧小平的執政黨的權威，在整合中國這樣一個超級發展中大國的資源方面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強調執政黨權威，作為發展槓桿的政治功能；另一方面，開明的保守主義主張，中國在未來三十年這一關鍵階段，在政治秩序穩定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公民社會、培育公民文化，通過公民社會來為政府善治與公平秩序的重要保證，並以此作為漸進實現中國民主化的重要保證。
新保守主義與自由派與新左派的主要區別是什麼？
在中國的新保守主義者看來，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存在著兩種不同方向的激進主義，第一個是激進的西化自由主義，它主張西方的多元民主政治是普遍適應於所有社會的，只要拿來就可以用了，無須經由經濟市場化與國民政治文化在公民文化的教化中形成民主政治文化，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西化自由派具有激進性。應該承認，八九之交知識分子與政府的衝突，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也與人們中的這種激進思維有關，另一個方向上的激進主義是新左派思潮。新左派的思想前身是革命浪漫主義的平均主義，它是以平均主義作為第一原理，砸爛舊世界，按人類的浪漫願望，重建一個沒有市場經濟的新世界為思想基礎的，新左派的遺傳基因中就有強烈的「建構理性主義」的烏托邦成分。新保守主義則強調人類集體經驗的重要性，強調從歷史上承續下來的秩序，對於轉型秩序的重要功能。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新保守主義的保守，是相對於以上兩種激進主義而言的，它反對激進主義，卻包容了自由派對公民社會與民主的價值訴求，也包容了新左派的對紅色革命的歷史資源的尊重的價值訴求。
如何看待當下中國的「紅色文化」？
對於當下重慶大力宣導紅色文化，自由主義、新左派與新保守主義持有不同的態度，分析三者態度是很有意思的。激進的自由派認為，唱紅歌運動就是「極左思潮的復辟」，新左派則認為，唱紅運動，是中國從「修正主義路線」回歸「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的先聲。
從開明的保守主義角度如何看待這一問題？
嚴復在百年以前所提出的，「非新無以為進，非舊無以為守」，最能代表開明的保守主義的基本理念。紅色文化、革命傳統、共產黨在革命中形成的權威，可以說是有「政治守成」的功能，中國要避免轉型中的大震盪，要保持社會秩序的秩序與政權的權威性，革命文化資源當然可以起到一定的精神宣導作用。可以認為，重慶地區的領導者是從「鼓勁」、從維持執政黨的合法性方面來提倡紅色文化的。對於這種努力，我想可以予以同情的理解。
然而，我們必須充分警惕的是，我們要看到紅色文化與制度資源所具有的兩重性。一方面，正如前面所說的，紅色文化作為維持現有秩序的傳統的制度與文化資源，可以起到維持人心、聚合精神文化的功能作用；另一方面，毛澤東的晚年錯誤路線與方針，在歷史上也是紅色的，它與革命傳統共用了紅色的符號，反對改革的人可以利用紅色文化來反對改革開放，其次，特別要注意，紅色文化制度本身是一個有機整體，它的眾多概念之間，具有意識形態所規定的內在的定向暗示性。這種「紅色文化資源」把中國一步一步引向極左思潮的復辟並不是沒有可能。
你作為開明的新保守主義者，對中國社會今後的健康發展有何建議？
對中國執政者來說，要改變思維方式，把「一元整合」的思維變為「多元整合」的思維。除了執政黨運用行政資源來整合社會這一元之外，要認識到，發展起來的健康的公民社會，既是執政的助力，也是社會緩衝機制，它體現了政府之外的「多元社會整合」的一種方式。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政府應該做培植公民社會的「園丁」，當然，中國實現公民社會的方式不應採取美國或英國那種通過挑戰與對抗政府權威來發展公民社會的路徑，而應該仿效歐洲大陸國家與東亞各國的方式，即公民社會發展是通過由政府主導的合作主義或法團主義（Corporatism）的模式，這種發展路徑比較適合中國國情，應該積極推薦合作主義發展公民社會的路徑。其次，應該用更廣泛的「新文明」來代表單一的「紅色文化」，作為發展中國社會上的精神文明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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