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毛泽东（1893-1976） 在中共历史上，享有独一无二的“开创者”地位，官方评价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事实上，中共从无到有的过程中，毛泽东未必起到重要作用；但中共由弱至强、转败为胜直至夺取全国政权，毛泽东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领导作用。他全方位确立了中共法统，包括战无不胜的中共组织学。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马克思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有这样一句名言。 1920年7月，在苏维埃俄国举行的共产国际二大，很多东方国家代表受邀参加，印度代表罗易、印尼代表马林（荷兰人）的进言被列宁肯定：在东方落后国家同样可以组建共产主义组织。 “幽灵”即将飘移到东方，展开神奇的革命之旅。 送“幽灵”到东方 一些人背负着输送“幽灵”的使命，早就朝着东方出发，最重要的一位是俄共党员维经斯基—俄共西伯利亚局远东州委海参崴分局外国处工作人员。 维经斯基一行的任务是勘察中日朝的社会状况、宣传苏俄、物色合适人选，如果条件允许，筹建共产主义组织。那时，中国激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略有所闻，对列宁几近不知。 可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并不陌生，20世纪初社会主义在西方已成强势思潮，中国自不例外，自诩进步之文人政客，争说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流派支派成百上千，基尔特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皆有其市场，中国与生产力较为落后的东欧南欧一样，最强势的是无政府主义。 1919年7月苏俄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称要放弃沙俄在华攫取的特权。维经斯基来得巧，正值宣言传到中国被广为刊载，四处是中国激进知识界对苏俄的赞赏之声（注：后来苏俄正式发表宣言时，删掉了令大家激动的内容）。维基斯基先是结识李大钊，继而拜访陈独秀，双方一拍即合，开始组党活动。 1920年代前后，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中国出现不止一家“中共”。四川有个“中国青年共产党”，法国有“中国少年共产党”，重庆一群教师成立了一个“中国共产党”，民初国会议员胡鄂公建了个“共产主义同志会”……他们中一些人甚至同样与共产国际方面搭上了线，均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去过莫斯科参会。 当莫斯科把工作统一到“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由远东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维经斯基负责，混乱局面结束。他们筹组的中、日、朝共产党自然成为正统。当时其他“中共”既无陈独秀这样名头响亮的公共知识分子，也未获莫斯科“正统认定”而乏经费资助，故消散于历史之中。 维经斯基1921年初回国后，中共因经费奇缺，组织和宣传陷入瘫痪。共产国际新代表马林1921年6月抵达中国，中共的组织活动才重新活跃起来。马林立刻在7月23日召集中共一大，50余人的小党正式诞生。然而，多数国人对俄式血腥革命持警惕态度，几经努力，组织也不过200来人。 莫斯科与马林急迫想寻找一“对俄友好”的实力派合作，并最终选中号称有20万党员的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恰逢孙中山遭遇陈炯明叛变，处于低落期时，马林提出极优厚的合作条件，孙同意了。 莫斯科既要弱小的中共加入国民党、拥护孙中山的主义，推动国民革命，又要它在当中壮大组织，夺取革命领导权，从而使其转向为苏维埃革命，从合作之初即深埋下矛盾种子，这种冲突孙中山在世时就激烈显现。 但苏共指导下的北伐却成就斐然，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在外围通过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帮国民党做好了群众基础工作——某种程度上，共产党“外包”了国民党的组织宣传工作。经过布尔什维克化改造的国民党北伐军，虽规模远逊于其对手，但组织上的效能和战斗力却远远超过对方。 苏区时代：组织精湛，手法稚嫩 北伐胜利，蒋介石翻脸，共产党人惨遭重大牺牲。之后莫斯科根据当年的经验，强令中共在中心城市发动一波又一波暴动，结果既没掀起“革命高潮”，也未获“产业工人”支持，却令组织遭遇毁灭性打击。与此同时，中心城市上海、广州等大多数工会都倒向国民党，协助其清党，令莫斯科的革命理论十分尴尬。 莫斯科在残酷现实面前醒悟，提出在条件不成熟地区，可进行游击式暴动和农村小面积割据。 图：1948年 上海 国民党在街头枪杀共产党员。 当时也出现一个大好条件，孙中山去世前未安排妥接班事宜，国民党需重新组织整合，南京政府内现党争，外要统战西南和北方旧军阀，同时还要忙于收回国权的外交运动，仅应付军国主义气焰日盛的日本就已非常头疼。 中共利用这些机会在湘鄂赣闽等农村建立零星根据地，在城市则通过学动和工动来扩充组织，党员数量从清党后急降到一万多，突又飚升到十几万。其原因是进入农村发展后，出于亲友之谊，一人入党，经常一家一村都入党，实则党员质量仍然不高。 这时的中共与之前不同的是，已有一定地盘（尽管流动性很大），有了武装力量。最大进步在于组织方式上学到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精髓—毛泽东的“三湾改编”，将党支部建在连上，这是党对军队一元化领导的开始。 军队政委制则源于苏俄内战，由列宁和托洛茨基首创。布尔什维克在组织和宣传上比所有对手都有绝对优势，但专业军事人才奇缺，于是把禁闭起来的大量沙皇军官派到军队制订作战计划，出谋划策，但又委派政治可靠之党员对其监督，遂在解决作战专业性问题的同时，又保障了对军队的控制。 多次暴动失败后的中共军队一路溃散，到三湾改编时，起义初的5000余人仅剩700余人。但在将支部建在连上以解决军队忠诚度和稳定性方面，中共比“老大哥”做得还彻底（苏俄仅建到营团一级，后来为职业化而取消）。 武装力量绝对领导权确立之后，与强悍的组织和宣传力量配合，中共这才爆发出卓越的生命力。在苏区从事过“剿共战争”的颇多国军将领，如白祟禧等，无不赞赏中共的组织、宣传与资源动员能力，桂系在经营地盘时亦做出相应改善。蒋经国后来治理江西，在组织上之所以优于其他地方，不仅因其身份特殊，更因为他曾在苏联学习，当过共产党员。 苏区首先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确立党对一切事务的领导；建立各层次党团组织和各种类型的群众组织，如共青团、少先团、儿童团、工会、农协、妇联……无论男女老幼、各行各业，全部被纳入党领导的组织系统中，全部接受军事和政治训练，各有其任务，每个人都成为革命机器上的一个零部件。党一声令下，政权可立即动员到农民炕头。 军事方面，工人农民和青少年一律编入赤卫军、少赤队的地方武装，为正规红军充当后备军，提供稳定兵源，形成梯队式发展结构。 面对军事压力，急需大量兵力补充，从1931年开始的“扩红运动”，曾喊出在“在全中国各苏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如江西兴国县，人口共23万，在八成多青壮年都已参军的情况下，仍然可一个月“扩红”5千余人。长征前共出发8万多人，而在长征前5个月，就紧急“扩红”了8万。 蒋介石后来强烈意识到“剿灭赤匪”主要在政治，不在军事，因此解决各路诸侯造反后，“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制订全面的政治经济军事围剿计划。军队所到之处，政治工作马上跟进，你有赤卫队，我组建“铲共队”，你有红色恐怖，我就白色恐怖，你办列宁小学，我办三民主义小学。 此时中共虽组织精湛，战术精悍，但战略稚嫩，根本原因仍在苏联瞎指挥：一方面斯大林还在消化和丰富列宁的革命艺术，另一方面，苏共高层斗争未结束，在指导各国共产党上政出多门，时左时右，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二战结束以后。 几年后，莫斯科及中共都深刻反省了这个阶段战略的“极左”错误—把大量的中间派甚至是同志，推到了敌人的阵营。在土改中，一些地方不但“杀光地主富农”，甚至连中农贫农皆遭殃。 中国农村问题，国民党和其他各派有共识：只有大贫和小贫之分，只能进行减租减息，合作发展和渐进改革。正如中共后来反省时谈到，极左措施使得当地经济萧条，百业倒闭，变得更穷，不得不进行新一轮抓杀运动，形成恶性循环。 当一个组织极其高效时，一旦指导思想出错，则代价惨重。而当它用于自残，则酿成巨大悲剧：红三军“肃反”时，夏曦把党团干部基本杀光，最后杀得仅剩他和贺龙、关向应、卢冬生4个党员；红四军排以上的干部基本被杀光；红二十五军原有1.2万人，43天“肃反”后仅剩一半；红二十军被中央红军包围聚歼，副排长以上700多名干部被集体处决；赣西南苏区打“AB团”时，屠杀7万多红军。 据萧克将军回忆，仅中央苏区“肃反”中就杀掉10万红军，这还不包括受牵连的群众。 图：1951年 青海 分得土地的农民高举土地证，欢呼土改胜利完成。 据毛泽东1933年12月在兴国县模范乡长冈调查，地方武装情况如下：24－45岁男子全乡共66个，除主席、文书两人及严重病残外，余46人全编入男赤卫队一个排；同上年龄段的妇共146人，除病残外，余120人一律编入女赤卫队一个连；16－23岁男女，仅有男21名，女84名，除病残15名外，余全编入少赤队。 曾在兴国县龙口乡任苏维埃主席的老红军刘守仁回忆，为“扩红”，天天开会，级级加码，很多壮丁被送到部队后逃回，连开三次小差要被枪毙，仍有人逃跑。长征前一年，兴国县已无青年男子，生产力完全瘫痪，以食盐为例，人们甚至扒坟地里的土熬硝盐来吃。 尽管中共组织如此严密，但由于生产力受破坏，“肃反”的推行，导致大量官兵和民众向白区逃亡。无论是莫斯科还是中共，战略成熟仍需时间与代价。 延安时代：修炼出师 中共于长征中与莫斯科失去联系，然此时国际形势发生变化。 从欧洲到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兴起，全球共产革命遭到沉重打击，陷入低潮，斯大林害怕苏联遭到德日两大强国东西夹击，开始对此前“极左”政策做出调整。 正驻莫斯科的王明和康生，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向共产国际做出严重夸大红军实力的报告。根据错误报告，斯大林指示王明写了《八一宣言》，宗旨还是联合一切反蒋的力量来建立统一战线，并派林育英在1935年7月共产国际七大后回国传达精神。延安与莫斯科的电台联络至1936年夏季才恢复，此前中共则一直忠实贯彻着上述精神，所以才有联合张学良、杨虎城筹建西北国防政府之事。 然而，至1936年夏双方恢复电台联络时，斯大林已坚信唯有中国牵制住日本，苏联才能避免两线作战，而只有蒋介石才有实力威望统率中国抗日，因此斯大林在西安事变中批评中共、痛斥张学良。正是莫斯科的方针从反蒋抗日变成拥蒋抗日，才令处于极度困境的中共生机重现。 西安事变圆满解决：中共向南京承诺，拥护三民主义，放弃土地革命，取消苏维埃和红军番号，拥蒋抗日。 几月后全面抗战暴发，红军编入国民革命军，国民政府划拨陕甘宁二十余县为八路军补募区，成立陕甘宁边区，由行政院直辖。南京起初任命陕甘宁边区主席为丁惟汾，但丁从未上任。中共从此有了真正安稳的合法生存空间，可精练革命武艺，为将来逐鹿中原扎稳根基。 大力反思当年的“极左政策”后，中共在战略上日臻成熟，采用了不同此前的根据地经营方式。真正做到既有布尔什维克党原则的坚定性，又有手段的灵活性。 边区本属贫困地区，才200万人，如何经营地盘是一大考验，同时也为后来的各根据地经略树立一个模范。 中共摒弃了打杀地主富农分田地的政策，采纳国民党的减租减息方式。财政方针最初走“争取外援”道路，每月有国民政府按同等编制国军拨付的60万元，还发放一些河防费、枪支弹药、服装药品、粮食的补贴，另有共产国际不定期的援助，同时发起“抗日捐助”，共占财政来源的七成，财政颇为充裕。 后来八路军外出发展，急速扩军，资金物资日益短缺，中共亦不再采用以前打浮财、查田的办法，而是发起生产自足、开源节流、精兵简政筹集经费，同时建立财政税收体系，开辟各税种以补收支，发展公营企业同时亦不打击私营企业，做大财政来源。 中共到来之前，陕甘地区的政权建设粗糙，加之当地贫脊，不少县政府连一年4000余元的办公开销都拿不出来。中共治理边区，仅盐税一项，1937年至1940就征得近12万元，就算平摊到23个县，亦有5000余元。 政治和宣传方面，用张闻天的话说，“今天联合资产阶级，是为了明天反对资产阶级”，足见政治策略之成熟与进步。当时中共紧扣抗日主题，高举抗日统战旗号，极力与中间阶级改善关系。在政权形式上创立“三三制”，吸纳左派人士和中立士绅参政议政。 最初边区各县仍有国民党的党政体系，有些地区也不在中共控制之下，如延安还有国民党的县长。但共产党是“掺沙子”的高手，这些原本自诩为“孤胆英雄”的国民党“沙子”逐渐被筛了出去。中共不仅全面控制了边区，还扩大了地盘。 布尔什维克政党的特征是党政军民高度一体化，党是大脑，军政是手脚，宣传是耳喉目，群众（团体）是细胞，组织则是密布全身的神经，统一战线是战略武器，整套系统高效运作起来则取决于生命线——政治工作。 中共在战略上成熟的同时，组织的功夫绝未荒废，而且百倍强化。 根据与南京的协议，改编后要停止组织活动，取消军队政工。中共很快连发多个指令，不仅党的所有组织转入秘密状态运动，无论在苏区、游击区还是白区皆要实施这一原则，在其他群众团体和国民党军队中，也应尽力建立秘密组织。而方式方法更显成熟，强调在工作过程中一定要去除“左倾”思维。 抗战甫一爆发，中共即强化军队政治工作，在师以下各级部队党委保留的情况下，师以上成立秘密的军政委员会，名单由上级军政委员会决定；各级党支部也明确了职权，如连队党支部作为基层组织，赋予更多职责，这一制度直到抗战后全面恢复军队党委才取消。抗战三个月后，中央军委亦正式成立总政治部，其职责为统一并加强前后方部队政治工作的领导。 日军侵华是场奇怪战争，当时日本形成一个“集体不负责”的体制，军部少壮派架空政府，绑架皇权和国民，没有独裁中枢，没有核心领袖，自然就无任何战略决策。卢沟桥事变挑起中日全面战争，为解决中日战争，与美国开战；为解决日美战争，就与英法荷澳开战，去打东南亚、印度……日军侵华是打一步想一步，结果，这样就把日本拖进灾难的深渊。 中国地广，日军只能占据城镇和交通要道。北方在战争爆发前，主要为旧军阀统治，他们的组织水平比国民党尚不及，主力被歼或撤退后，留下虚弱的农村地带，形成权力真空。此时的中共，铁杵已磨成针，插进敌后农村，开辟了广阔空间。中共经营一块地区时，往往军队未到、政工先行；撤出该地区，军队先走，政工殿后或潜伏下来。 反观国民党，从情感上深深排斥政治工作。当年虽然出于功利，学了苏俄一鳞半爪，北伐成功清党后，便迫不急待将其抛弃。虽然曾鼓噪“党治”，但仅把党当作“军政、训政、宪政”三步曲的工具，从未提升到战略高度来重视。 孙中山认为“简而言之，以党治国，并不是用本党的党员治国，是用本党的主义治国”，蒋介石后又不断强调：“有些党员错解了以党治国的意思，以为党权高于一切，我既是中国国民党员，便比旁人高一级，你们都要听我的，有这样的错误的人，是不配做党员的。” 蒋以军起家，重军事而轻党建，对政治工作向来轻视，即便谈起，也到不了什么高度。蒋长期钻研和鼓吹王阳明学说，并以之处理各种政治问题，训示部下。 南京政府的党政军一体化程度非常低，军权高于政权，政权凌架党权，党除在中央层面有影响，越往下地位越卑贱。蒋和行政院多次发令，人事任用不以党籍为先，致使大量忠心热情的党员倍受打击，蒋更喜欢吸纳北洋政府那些老成持稳的事务官员，认为好多青年党员仅“空余激情”，只会坏事。 国民党的省党部主任如不在政府任职，只是一介平民。到县乡一级自不必说，形同松散的民间协会，顶多隔三岔五开个会，商讨搞点慈善活动。抗战时，陕西各县政府财政支出中常有军费，但完全没有党务拨款。蒋和行政院还三令五申各级党部不得干涉地方行政。 上述情形致使国民党的党票不值钱，党委党员所掌握政治资源极少，党纪对党员的约束力和动员力大大削弱。基层党组织“空、穷、散、弱”现象十分严重，对资源的吸纳调动能力自然不可与中共相提并论。 抗战前国民党员的组成结构，知识分子最多，占30%，商人和工人各占15%，其余是公务员和自由职业者，最少的是农民，只占4%。而农村恰恰是中共活动最主要地区。 蒋坚信军队“一首长制”优于中共的“双首长制”，最终国军政治部主任普遍沦为部队的文娱福利工作人员，造成部队主官轻视政工，甚至讥讽政工人员是部队的“姨太太”。军队政治工作无从抓起，何谈党务。抗战时，国民党抓了一下军队党建，让大量官兵入党，党员中士兵比例升至60%，可是无入党程序、无党证、也不用交党费，更无组织活动。 经中共强化后的军队政治工作制度，使得即使某军官想谋叛，顶多能带着几个心腹溜走，而国军一旦高级将领生变，整支部队就被葬送。 国民党认识到组织青年参加抗战的重要性后，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却让团与党同级，互不隶属，本来就党内有派，这下还形成“党外有党”，两者展开恶性竞争，并未发挥出组织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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