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陷阿富汗泥潭的我們，應當向誰尋求指引呢？嗯，當然是威靈頓公爵(Duke of Wellington)。反正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是這樣認為的。別想了，這件事和印度帝國沒什麽關系。在我和基辛格的談話開始十分鐘後，他說道，政策制定者們應該考慮……比利時。沒錯，比利時。基辛格嗓音低沉，話音聽起來自然很渾厚。這位博士說到這里頓了一下，想看看我這個歷史學教授是不是明白了。
猛然間我確實有點明白了。如果把興都庫什山被搬到泥濘的弗蘭德這一離奇景象拋在腦後，你會發現：阿富汗和比利時這兩個國家都稱不上已經塑造成型，都是不同語言和不同信仰相互競爭的舞臺，也都是居心叵測的鄰國肆意欺凌的對象——斯海爾德河(Scheldt)！默茲河(Meuse)！瓦濟裡斯坦(Waziristan)！基辛格像一位耐心的導師一樣繼續解釋道：“18世紀前以及整個18世紀，各路軍隊在弗蘭德進進退退。”的確如此，這些人馬引發了無窮無盡的恐怖戰爭。19世紀早期，在比利時獨立展現出曙光時，威靈頓公爵給出的解決方案是什麽呢？是國際社會一致同意保證比利時的中立地位。“這一中立地位持續了80年之久。”基辛格暗示，我們在阿富汗問題上若取得同樣的成果，就太幸運了。
現已87歲高齡的基辛格最近出版了一本關於中國的巨著，書中的某些部分出奇地感人。基辛格本身就是一部歷史。當然，這里的意思決不是說他已經過時、已經遠逝——情況恰恰相反。在位於曼哈頓中城的基辛格顧問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的辦公室里，他邀請我坐在他的左邊，告訴我他有一隻眼睛的視力已經不及正常水平了。幸運的是，幾乎沒有證據顯示他的身體還有其它毛病。他捲曲的頭發已經雪白，寬闊的面龐上也有了更多皺紋，但他善於分析的頭腦仍然敏銳如刀，能夠以穩健的思維步伐做出連串的判斷；那是長老的思考，如果改讓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來刻畫尤達大師(Yoda)，一定就是這個樣子。雖然基辛格在現實中居住在曼哈頓和康涅狄格州，但他真正的居所卻是在經典治國大師雲集的帕納塞斯山(Parnassus)——在那裡，俾斯麥(Bismarck)每天向梅特涅(Metternich)脫帽致意，困倦的塔列朗(Talleyrand)戴著撲滿白粉的假發，向周恩來心有靈犀地眨了眨眼。
基辛格居高臨下俯視國家事務里的種種小問題，這種視角有好的一面，也有不那麽好的一面。一方面，身居奧林匹斯山巔的高遠視角讓基辛格能看清更廣闊的圖景。另一方面，一生都沉浸在官方事務的繁文縟節和需小心應對的外交工作當中，這讓他的講話變得圓滑、失去了棱角。不過，他在這本關於中國的書中對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和江澤民做出了坦誠全面的描述，其中不乏呈現人真實一面的描寫。他在回憶起與毛澤東的交談時深沉地笑出聲來，像是在含著鵝卵石漱口。他說，年事已高的毛澤東仍不服軟，誇張地宣稱“老天不收我”、或是堅稱希望被人“詛咒”，以證明即使到最後時刻他也仍具有讓人又畏懼又憤恨的帝王之力。
我盡力不讓自己因“尼克鬆(Nixon)-柬埔寨-智利”的慣常原因而喜歡基辛格，但我不只一次為他徹底折服。17年前，我受邀為他的著作《大外交》(Diplomacy)撰寫書評。我原以為這本書能讓我對外交文化大開眼界，比如關鍵決策是怎樣依賴看似微不足道的外交禮節等瑣事才得以確定的。我還記得在巴黎舉行越戰和談時各方圍繞談判桌的形狀展開的冗長爭辯，既荒誕可笑、又舉足輕重。難道這本書中沒有電報措辭不當造成政治災難、雞尾酒會上的錯漏演變成國際事件的故事？然而，《大外交》卻相當常規而優雅地闡述了19世紀的外交政策、歐洲列強的大公們的治國藝術。這本書角度獨特、堪稱優秀：它經常給予讀者啟發，尤其是在探討俾斯麥和1815年維也納會議之時。基辛格在哈佛大學(Harvard)曾對俾斯麥做過許多研究，而維也納會議是他的著作《重建的世界》(A World Restored)中的核心部分——該書至今都仍是這一領域的最佳著作。我在書評中也是像上面這樣說過，還對該書未能從社會學視角來探討外交實踐表示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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