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仇富和仇官是因不公平 底层百姓看不到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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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宣泄完以后,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会产生新的怨恨,这就可怕了

最近,中国发生多起民众泄愤事件,有的甚至演变为骚乱,造成无辜人员伤亡,这引发了社会的担忧和猜想。为什么会发生民众泄愤事件?民众泄愤事件会不会产生示范效应?信访制度存在哪些缺陷?为什么民众仇富仇官心理越演越烈?地方政府如何化解民愤、防止暴力事件?本刊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

最近,中国发生多起民众泄愤与骚乱事件,你认为泄愤事件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于建嵘:社会不公平,民众不满情绪在增加。这种不满情绪是长年积累的,主要还是分为两种:一种是对公权力不满;第二是对有钱人不满,是弱势人群对强势人群的不满。
现在的泄愤事件跟过去相比,在形式上有什么变化?
于建嵘:一是泄愤事件的发生频率增加;二是暴力化趋势增强,更加暴力,并迅速往骚乱方向发展。泄愤和骚乱是有本质区别的,泄愤只打一批人,骚乱就不一样了,对无辜老百姓造成了伤害,处置的难度增大了。
信访制度应不应该成为群众宣泄情绪的一个出口?
于建嵘:现在看来,信访制度不仅不是民众宣泄情绪的出口,恰恰加深了灾难:一方面说老百姓可以信访,另一方面,信访又要劳教、拘留、判刑,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反而带来了更多的问题。而且,现在信访严重异化,一票否决,信访收费,信访腐败超出了司法腐败,这是典型的强压体制下的产物。
信访制度可以从哪些方面改进?
于建嵘:一是要重新确定信访的功能目标,把公民权利救济方面的功能从信访制度分离出去,以确定司法救济的权威性;二是要改革目前的信访体制,可以考虑撤销各部门的信访机构,把信访全部集中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人民代表来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以加强系统性和协调性;三是要切实保障信访人的合法权益,对少数地方党政迫害信访者的案件要坚决查处。
某些地方官员面对此类事件时,有这种说法:群体性事件都有一个为首人员在幕后精心组织、策划,甚至有国外势力煽动,群众不明真相被蛊惑。是不是很耸人听闻呢?
于建嵘:这是推卸责任转移注意力的一种说法。现在的泄愤事件并不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没有组织。民怨的积累,不是说煽动就可以煽动得起来的。说群众不明真相呢,你想想,群众生活在那,为什么会不明真相?
这样一种民众情绪,是否存在不理性的因素?
于建嵘:的确存在一些不理性,它是一种怨恨。泄愤事件是社会最重要的一个民意的衡量表。这个愤,到了一定地步就要宣泄。现在最可怕的问题是什么呢,民众宣泄完以后,没有得到解决,心理还是不能平稳,会产生新的怨恨,这就可怕了。
到现在,官二代,富二代都成了敏感词,有人说存在盲目的仇富和仇官,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状况?
于建嵘:一是社会不公平;第二个司法不公;第三是机会不公平。底层老百姓感到没有前途。
这是社会转型期的必经阶段?
于建嵘:转型期是会发生问题,但发生问题你要解决,不能怪在转型期这个点上。
有人认为民众泄愤事件会产生鼓励效应,所以政府控制言论就成了合理和必然的,对吗?
于建嵘:就一个事件而言,不是控制媒体可以解决的,民众一条短信就知道了。政府控制媒体应该控制的是舆论的导向,但不能不让媒体说话,否则民众就更不信任政府。
今后地方政府怎样化解民愤,防止暴力事件?
于建嵘:一是要法治,二要开放成立社会组织。没有社会组织,他的诉求得不到表达,让他成立社会组织,出了问题组织可以解决,就避免了过激事件。另外,在处置方面,不能乱镇压,要想一些紧急措施。最重要的是让老百姓相信政府。

实习记者 陈漫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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