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 | 重新想象印度_

一

倘若加尔各答代表着旧印度，班加罗尔则象征着新时代。在这个时代，空间与时间模糊了，一切都是透明的、平面的，就像我正穿越的班加罗尔的机场大厅。浅蓝色的玻璃幕墙、光洁的地面，色彩鲜艳的广告灯箱，它可能是新加坡、上海、吉隆坡。比起老牌的都市纽约、巴黎、伦敦，这些新机场更明快、整洁、宽敞，洋溢着后来居上者的自得。

它也给我一种期待的秩序感。一条高速公路通往市区，两旁的路灯散发出乳白色光线，每一盏都亮着。出租车干净、宽敞，司机的英语流利，他还使用计价器。

这符合、可能也过分地符合我对于班加罗尔的想象。过去的十多年里，这个印度南部城市的软件公司、呼叫中心，就如同中国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工厂一样，被视为东方崛起的象征。

“二十年前，印度还因驯蛇人、穷人、特里莎修女著称。这个形象转了个。如今这是个充斥着聪明头脑与电脑天才的国度。”托马斯•弗里德曼那本平庸却大受欢迎的著作里这样写道。也是这本著作把班加罗尔的声誉推倒了顶峰。自诩为现代哥伦布的托马斯•弗里德曼声称“世界是平的”，他的旅行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而给与他最初灵感的是这“印度硅谷”中最著名的软件企业的首席执行官——Infosys的南丹•奈利卡尼。

我在加尔各答市场街的书摊上买了南丹•奈利卡尼的《想象印度》，他去年的作品。我最初抱着一丝轻视。人们总喜欢僭越，在获得财富与名声之后，还要把自己打扮成知识分子、意见领袖。他还是弗里德曼的挚爱，那位《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像是这浅薄年代的传教士，妄图用一些简单的概念与词汇，来忽略世界的复杂性。他那推平世界的十种力量，适合工商管理学硕士的课堂教材，却无助于理解世界的真实模样。在某种程度上，它就像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与“技术决定论”的拙劣翻版。

我最好压抑一下自己的刻薄劲。是啊，人人都会轻蔑地讥笑一下别人的浅薄——它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但当你面对印度这样一个复杂的国家时，还是抑制不住地要找一个快捷的入口，泰戈尔的诗歌、甘地的精神、德里的泰姬陵，恒河旁的朝圣者，或是班加罗尔的软件公司……

《想象印度》的行文是托马斯•弗里德曼式的，从一个世界名人跳到另一个世界名人，经他们之口传达某个理念，再不失时机插入自己的个人感受。其中还有某种故作天真的惊叹——你看，不到二十年，印度的模样已经大变了。

但这本书仍值得阅读，尤其对于一个外来者来说。政治、经济、能源、教育、技术、环境、传统，它涉及了当代印度的每个方面，而经济变革是贯穿的主线。在奈利卡尼的眼里，一九九一年开始的市场化运动，是构造今日印度的主要力量。他这一代是“桥梁的一代”：他们成长在一个国有体制年代，政府占据着经济生活的“制高点”；当他们开始第一份工作时，这个体制开始松动，印度社会被压抑的创业精神开始复苏；而在过去二十年里，这种热忱汇集成一个浪潮——除去中国，再没一个国家比它的经济增长更快。奈利卡尼处于这股浪潮的最前端——如果班加罗尔是“新印度”的皇冠，Infosy则是皇冠上的明珠。这本书暗含的信息是，商业管理哲学可能推广到整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