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柏林墙推倒后，有一个审判东德警察的案例。法官指出：“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自主权（即故意打不中的自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不能以服从命令为借口而超越一定的伦理道德底线。

方滨兴的一厘米自主权

文/徐超  （上海交通大学）

在武汉大学享受了布什总统级别的待遇之后，中国GFW之父，北邮校长方滨兴再次成为众矢之的。不熟悉他的童鞋们可以先看下他的主要事迹：

方滨兴被一些媒体文章和不少网民认为是“GFW之父”，在GFW（防火长城）的建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官方的中国信息产业网、人民邮电报也在文章中承认方滨兴“被誉为中国国家防火墙（GFW）之父”，因此引起公愤，在网上发起声势浩大的人肉搜索。2010年谷歌退出中国事件中，方滨兴多次出面为中国大陆的互联网审查等制度辩护。在2010年3月23日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4的今日关注节目中，方滨兴声称谷歌本身建立了寒蝉效应组织（Chilling Effects）并通过其对搜索结果进行内容审查。但有网友指出，方滨兴对于Chilling Effects组织的描述与事实相悖。方滨兴的官方在线简历也显示，他主持建设了“国家网络安全监控平台”等多个相关系统，并“在公共互联网上的网络安全事件的处置等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在众多网友的一片声讨中，很多人也理性的站了出来，认为方滨兴是出于无奈，在那个位置上没有选择，我们应该理解他。这种换位思考很“人性化”，但是不是就能开脱方院士“历史罪人”的罪名呢？或者退一步说，他是不是应该受到“鄙视”呢？

我先举一个例子：在柏林墙推倒后，有一个审判东德警察的案例。因为该警察曾奉命枪杀越墙奔向西德的青年。该警察的辩护律师认为，开枪是服从东德政府的命令，警察无罪。但法官指出：“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自主权（即故意打不中的自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不能以服从命令为借口而超越一定的伦理道德底线。”

这个案例在法理学上尚有争议，我们暂且不去讨论它，毕竟“鄙视”他不是要判他几年监禁，而是从道德上来判断一个人。我们来分析一下方院士的“一厘米自主权”。

接到研发GFW这样的命令之后，他本可以“能力有限，无法胜任”来推脱；退一步讲，即使他迫于无奈，接下了这个课题，也可以不断拖延，最后宣告研发失败；再退一步，他迫于无奈，把防火墙做了出来，他本可以低调一些，不再推波助澜，不为中国大陆的互联网审查等制度辩护，不再为审查技术升级。

我们并没有要求他积极地起来反抗，我们只是希望他能消极的敷衍。

是的，消极敷衍会让他失去“锦绣前程”，可能将来在仕途上甚至学术上都不能再有什么大的发展。你可以说：他也只是个常人，只是不高尚而已。我曾经有过一段时间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后来我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上学期考完GRE，一口气将哈利波特系列前6部全部看完了。看多了个人英雄主义大片的我却不由生出这样一个疑问：哈里波特除了天生具有的那份能量，还有飞天扫把骑得比较好之外，其他方面貌似没什么特别优秀的地方了，比赫敏差远了。但是后来我想通了：英雄只是碰巧处在关键位置上的普通人，是他在种种危机下所作出的个人选择，让他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英雄。你说蒋经国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能力，算得上是顶尖的吗？只不过是因为投胎比较好，而处在了领袖的位置；而面对民主化浪潮，他站在了关键的十字路口，一念之间，便成了伟人，与同时代另一位“伟人”有了天壤之别。

同理，罪人也是如此，你因为命运的安排，处在了关键的十字路口。向左转，你可能会一生平庸下去，但也不会有性命之毓（我相信不是因为有人用枪指着他才这么干的）；向右转，你客观上就的的确确成了历史的罪人。

概括起来，方院士就是选择了荣华富贵，而放弃了道德准则。你站在了风口浪尖上，那么你就要承担比别人更多的责任,因为你的行为影响着成千上万人的福祉。

说到这里你可能还是认为我这是“道德绑架”，那么我再举一个例子。抗战中那么多投靠日本的汉奸，我们是不是很痛恨？如果按照换位思考的逻辑，我倒觉得他们相对而言倒没那么可恨了，他们可以选择的余地更小。很多人如果不投降，可能就要被“咔嚓”掉。你愿意原谅这些“卖国求生，顺便求荣”的人吗？如果连这些在生命危险下违背道德的人都不能原谅，方院士这种为了一己私利而做出的行径，你又怎么能容忍呢？

你可能会说，汉奸那是卖国，方院士只是做了钳制言论自由的帮凶而已，严重程度上差很多。那么，我想问，是汉奸自己屠杀了那么多中国人吗？他们不也只是个“助纣为虐”的角色？而且汉奸所助的“纣”所为的“虐”与方院士的老板相比，孰轻孰重好像还不好说，这里就不翻历史帐了。

当然，如果方院士能像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那样虔诚地忏悔，我们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原谅他，可是方院士是一个内心很强大的人，他说：我将网民对我的辱骂视为我对国家的一种牺牲。

我在这里就不老生常谈country跟state之间的区别了。方院士说出这句话，有两种可能：一是他真傻，真的被意识形态完全洗脑；二是他装傻，为自己“卖国求荣”诡辩。无论是“真傻”还是“装傻”，都不能作为开脱自己道德责任的借口。

的确，你可能会说，这是体制的恶果。没有方院士，还有李院士，王院士。可是，正是这一个个的方院士、李院士，构筑起了这样一个体制。黑暗的年代中，沉默是一种罪，遑论助纣为虐。虚无缥缈的体制，不能为方校长开脱罪责。

当然有朝一日放到法庭上，是否应该定罪还有待商榷，毕竟法律的范畴要远远小于道德，但是他的行为毫无疑问应该受到我们的唾弃。

(采编：安镜轩   责编：项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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