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潔平
九零後孫宇晨為追尋北大夢，從北大中文系轉到歷史系，競選學生會主席但被迫退出，在網上發布聲討北大「會商制度」……北大校友認為，從他身上看到北大該有的樣子。
兩個月前，北京大學歷史系大四學生孫宇晨在網上發布聲討北大「會商制度」的系列博文，引發強烈的社會反響。
《就會商制度致所有北大師生校友的一封信》、《北大，給中國留下一點偏激的種子吧》……二十一歲的意氣風發與慷慨激昂，直指北大「將全面控制學生制度化的殘酷設想」，為避免「會商」普遍化，更號召其他高校的同學共同抵抗。
所謂會商，一個非正式的說法大致是「做工作」。北京大學計劃五月開始，在全校實施一項針對學業困難、思想偏激、心理脆弱、經濟貧困等十類「重點學生」進行學業會商的制度，「有針對性地制定並實施幫扶支持計劃」。
孫宇晨認為，這一旦制度化，會加重學校內的歧視與標籤化。而這裏面，尤其讓人警惕的是「思想偏激」。
「平 常食堂漲了兩毛錢會有所抱怨，乃至對於國家裏各類各樣的敏感詞有所關注……在我看來，會商制度就是為了你設計的——可愛的思想偏激者。」孫宇晨說。他承認 這是自己的誅心之論。但他提醒觀者，「北大自己便誕生於一起『思想偏激』者發動的『極為偏激』的改革運動……短短不過百年，這些往事，北大全忘了」。在文 章中，他呼喚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真北大精神，痛斥會商與「納粹」似的管理方式，並籲請北大，給中國留下一點偏激的種子。
不少畢業多年的校友因為這些文字找到孫宇晨的人人網帳號、微博帳號，給他留言，說這個一九九零年出生的男孩終於讓他們看到了點北大該有的樣子。
在 校園內一家咖啡館，他一邊喝最愛的芒果奶酪，一邊侃侃而談自己的人生履歷：哪些重要轉折，哪些非常時刻，哪些經歷引導他變成今天的樣子，而哪些東西又決定 了他未來的走向……整整四個小時，儘管他用各種笑話和插科打諢點綴，但那種強烈地知道自己處在哪裏、想要什麼、該怎麼做的自我感知與行動，仍然清晰地穿透 出來，讓人看得到凜凜的鋒利。
他的女朋友小雙，在他評點自己人生的幾個小時裏，一直側頭看著他。
她說，他符合她對「北大學生」的全部想像。
以下是記者整理的孫宇晨口述，一個九零後的成長簡史：
高中時，我的偶像是韓寒。他對我的影響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也寫了篇文章，去上海參加比賽，就拿了新概念作文大賽一等獎。頒獎的時候，可惜韓寒沒去，這讓我很傷心。
作 家阿來給我們頒獎。當阿來老師把一等獎獎狀遞給我，我懵懂的大眼睛望著他，這時他拍拍我的肩膀：年輕人，很有希望啊。當然，阿來老師對誰都這麼講，但我當 時不會這麼認為，我認為阿來老師就是對我一個人講的，全國的年輕人都沒希望，就我一個人有希望。你說，我怎麼會不報北大中文系？你那時候告訴我要進投行啊 賺錢啊？阿來老師說過我有希望，我怎麼能跟你們同流合污？
我是被文學理想忽悠進來的。結果開學典禮的第一句話，我記憶猶新：北大中文系不培養作家。我靠？我當時就懵了。後來我發現，老師說了大實話。中文系搞了課程改革後，不知道哪個領導批示的，叫「寬口徑、厚基礎」，在這個精神的領導下，課程設置得很畸形……後來我就轉系了。
北大文學夢的幻滅
我 要是稍有點覺悟我應該往法學、新聞傳播、政治管理轉啊，但我當時又中毒了。我開始中了文學理想的毒，後來中了學術的毒。我一進中文系就看陳寅恪、王國維， 都是中國人的脊樑啊，我想我也要做中國人的脊樑，板凳枯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這種思想很牛逼，一下就把我的頭腦給武裝了。我反其道而行之，哪個學科 冷我往哪裏轉。轉去了歷史系。
歷史系當時苦逼到什麼地步，中文系雖然總是招不滿生，但降分還是可以錄上人的，歷史系，真的是降分都錄不到人，以至於它在幾個省份是不敢招生的。歷史系的招生難度已經快要趕上北大另外一個奇葩專業：馬列學院了。
在歷史系的時候，當然啦，因為我被學術理想武裝了嘛，我的學術很牛，從大一開始，一路所向披靡。我在歷史系度過了學術的一到兩年。後來我去香港中文大學交換，這個對我影響非常大。
當 時我選了陳健民的一門課《民主與社會》，這門課對我的人格塑造太劇烈了。以前我對民主的理解還是比較概念化的，就像二十年前在廣場，一說民主，人民當家作 主唄！再問民主是什麼，就不太了解了。陳健民的課對我影響很大，這門課按照區間，分析了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的民主轉型。實際上每個學生只需要負責一個地 區，寫好期末報告就夠了，但我對那門課實在太有興趣了，所有討論課我都參加，從拉美的民主轉型，到台灣、韓國的，到東歐的，到非洲的，一個一個看，那門課 是我上得最認真的。
珍惜香港自由抓緊看書
香港是唯一一個屬於中國，但是還是自由的地方。一個自由的孤島。 到了香港我才知道，原來有這麼多書可以看。當時我蹲在圖書館看書。中文大學有個本科生推薦書單，那裏面的書幾乎沒有一本能在大陸買到的，除了《一九八 四》。我當時順著那個書單看啊，暴爽。我也很有緊迫感，我知道回國就看不了了。當時這些書對我思想改變也非常大。
當時香港在搞反高鐵，有青年人跪著在立法會苦行，這個對我震動也非常大。同樣是九零後八零後啊，操，大陸跟人家差距太大了。
我當時還加入了中文大學學生會，參加了好多活動，幫女工爭取最低工資，義賣啊什麼的。我記得中大校長劉遵義講話，就被下面的人瘗，扔東西，還有人打出倒計時牌「劉遵義滾出中大倒計時還有幾天」，閃啊閃的，還是電子的！
我覺得香港挺寶貴的是，老師、學生、校長，無論按照臉譜是正面的還是反面的，全都很珍視這套制度，他們發自內心地，都對民主有深刻的認識和堅持。爭議行為的出現並不代表根本價值的破壞。
後來我回北大學生會，也給成員洗腦，我說我們中國的學生會真是官僚，都叫主席、部長，主什麼席啊，還部長，你財政部的？人家香港的都叫會長，部長都叫幹事！什麼叫平民化，什麼叫官僚化，聽稱呼都能聽出來。
中 國的學生會美其名曰學生會，實際上就是一個晚會承辦機構嘛。北京大學學生會，內部也有笑話，說應該改名叫北京大學舞台承包有限公司。我們承辦各類大型晚 會，十佳歌手、職場之星、挑戰盃、風采大賽什麼的。其實完全可以外包啊，給專業公司，人家肯定做得又專業又好。學生就應該幹香港學生幹的事兒，但學校不給 你幹其他事情，就只能給你幹大型晚會承辦。學生會也調查過老樓改造什麼，一調查學校就把你和諧了。
這也是學校不滿意我的地方。我想明白 了，我還老到處講，講得大家都思想混亂了。我後來競選學生會主席，支持者很多，要真選肯定能選上。但到最後一步，學校把我的參賽資格取消了，威脅我讓我別 選了。後來我退選了，當時都有人哭了——沒必要嘛，我都沒哭，又不是參加我的追悼會。
本來我是認真想從政的。學生會這件事也讓我徹底斷了在體制內努力的念頭。學生會這麼珍惜理想主義的地方——雖然高幹子弟多，我並不贊成妖魔化學生會成官僚集團——在學生會我想幹點兒事，那麼多人支持我，我都幹不成。進入體制內，那你就更孤軍奮戰啦。
後 來我去了《南方週末》實習。這對我影響也很大，香港給我打開了一個新世界，《南方週末》給我打開了一個中國的新世界。我第一次真正感覺，記者是可以「創 造」歷史的。如果一個罪惡發生，記者沒有在，或者沒有報道，它真的就發生過了，根本沒有人知道。被記錄了才存在。媒體成為記錄歷史的關鍵。所有的歷史事件 首先必須是新聞事件，否則它就不可能進入歷史。我是學歷史的，這是我當時最深的體會。歷史就是由新聞人來寫的。他怎麼記這個事，這個事就怎麼發生。事實原 來沒有完全的真相。
從《南方週末》實習結束，我決定要提前畢業（轉系原本會多讀一年）。原因很簡單，我覺得北大已經裝不下我的雄心壯志了。我在北大的實踐、使命都已經結束了。我需要到一個更高的平台去實現自己的理想。我要留學。
十月我決定提前畢業，而留美申請是十二月截止，我所有申請材料、托福、GRE的考試都必須在兩個月內完成。真是瘋了。但我感覺我一定要用兩個月的時間爭取一年的時間。因為時間太趕了，所以哈佛沒要我，申請上了賓大。
我大學幾年發生了很多變化。我目標很清晰，每個階段要幹什麼事。剛進大學想當作家，後來想搞學術當教授——後來想從政，想幹媒體，現在又想要學法律當律師了。從耕耘自己的一畝三分地，理想越來越政治化了，要參與這個社會。
我 爸也是個幹部，我從來不和他交流這些。他也覺得體制的問題挺多、挺大，但也沒辦法。這一代人出國考察，和我們看問題的角度不一樣，他們回來說，歐洲徹底不 行了，政府辦公樓破成那個樣子，一個項目扯皮半天也搞不上去，這真的給他們帶來一種優越感。他們不會有納稅人什麼的概念，出國考察反而有了自豪感。
唯一一次，我爸帶我參加一個官場飯局，巨奢華，他們一幫人喝得爛醉如泥。我爸醉倒在車上，突然跟我說了一句話：讓你們年輕大學生看到這些，真是不好意思。那個時候，我真想哭。
小時候我看韓寒的文章，記憶最深的是《三重門》的後記。文章最後他鼓勵大家，是金子總會發光的，然後署名：「一塊上海大金子，韓寒」。
是金子總會發光的，我也這麼認為。
© 鬼怪式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2011/06/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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