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一十 | 亲者痛，仇者快/上

作者：王小平 | 评论(4) | 标签:所见所闻

《圣经/马太福音》7：15-20 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惟独坏树结坏果子。好书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要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题记一

《圣经/马太福音》13：3-9 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了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题记二

有幸在部落里读到来自译者的一篇翻译文字，题为《《 民族》非暴力战士――吉恩・夏普 》。其中的标签列举了：非暴力, 中东, 民主转型, 吉恩・夏普等等。原文发表于本年3月16日的《民族》杂志（The Nation），如你所知，那时正是鲜花革命方兴未艾，而本国公民相继失踪的时候。文章作者是Sasha Abramsky，从名字来看，应是东欧人。鉴于此文并不算长，为免诸位跋涉检索之苦，也方便我在后面有针对性的展开论述，这里先作一点较详细的引用和评介。此文开篇就提到：

“核心提示：埃及的领袖们认为吉恩・夏普的理论深深地影响了他们，不过他自己倒不这么肯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夏普的著作里最著名的三卷本《非暴力行动的政治学》已经成为此次中东革命中的人们谋求和平地进行政治转型的重要指南。”

据文中介绍，吉恩・夏普生长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个保守的共和党家庭。二战故事、死亡集中营的恐怖画面、冷战的开始和原子弹占据了他的成长岁月。在理解那些画面的过程中，他对暴力和极权主义产生了憎恨；在朝鲜战争期间，他因拒绝军队征召而坐牢。而就在从监狱释放出来不久，夏普就写了一本关于刚刚被刺杀的圣雄甘地的书。他认为，甘地被人误解了。也许正如被广泛描述的那样，甘地是一个圣人；但也许并非如此。对夏普来说，这个问题不是重点。对他来说，甘地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战略家。甘地意识到，印度人在军事上无法战胜大英帝国，于是他精心起草了一个非暴力战略并最终推翻了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

显然，作者毫不掩饰他对这位夏普先生的推崇，并如此评价道：“他现在被称作“非暴力的克劳塞维茨（19世纪初伟大的军事战略家）”。在某种程度上，他也被看做列夫・托洛茨基（另一位嗜好精辟警句的杰出战略家）的非暴力版，托氏的理念（虽然在构建框架上完全不同）为定期性的、变革式的全球革命提供了可能性。”而更让人激动的是———“一本于1993年出版，融合了他诸多重要研究成果的影响巨大的小册子《从独裁到民主》被翻译成了三十多种语言。对非暴力抗议的组织者来说，这本书类似索尔・阿林斯基(Saul Alinsky)的《反叛手册》(Rules for Radicals)。”以至于：“尽管（由夏普本人创始的爱因斯坦）研究所及其掌舵人一直低调谦逊，但是，毫无疑问，夏普的思想已经极大地影响了从缅甸到巴尔干地区的反对派团体，而最近，他的思想也深深影响了中东的反对派团体。”

对生活在现代极权国家里，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普通民众来说，就像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先辈一样，我们对任何宣称能解决自己迫在眉睫的问题的理论和人物，都抱着充分的兴趣和好感。既然这位 吉恩・夏普先生如此的了不起，那么我们当然要来看看他都说了一些什么。由于本人孤陋寡闻，也根本没有机会读到他的巨著和小册子，所以还是老老实实，回到这篇介绍他的文章来，看看对于这位非暴力理论的大师，其中又是怎样介绍的？

首先，对于最近波及愈来愈广，影响愈来愈深的中东鲜花革命，作者提到：“在上个月的埃及，夏普的解放性思想的力量得到了全面的展现。长期以来被认为被动地承受暴政的桎梏被动的一群人，终于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我对突尼斯和埃及的发展感到惊讶，”夏普说。“我从来没想过阿拉伯人可以做到这些，穆斯林可以做到这些。而现在，穆斯林就在这么做。在有些例子中抗议活动不是很有纪律性，而其它的例子都非常的有纪律性。这是在埃及，简直难以置信。过去的刻板印象全都不成立了。”他补充说，从现在开始，再也没有美国总统能说，为了使一群受压迫的穆斯林免于独裁统治，美国有必要进行干涉。他说，“这些人有能力使自己获得自由，不需要外来的救星。这真是一次伟大的觉醒。””

但事情好像没有看起来那么的乐观：“尽管对民主的热情似乎已经传遍中东，但是夏普认为，埃及周边的国家不一定也能取到同样的成功。他解释说，“埃及的例子势必会激发其它国家人民的灵感，但是光有灵感是不够的。”夏普同样不赞成历史决定论。他说，“我不觉得非民主政权垮台是不可避免的，或者有一股横扫世界的神秘力量一类的东西。我不以这种方式来思考问题。””

那么非暴力革命是否是天然的比暴力革命更优越，更容易实现，以至能更好的切合当代世界风起云涌，前后激荡的民主转型浪潮呢？却又未必。在夏普先生看来，“本质上，非暴力起义是政治运动。根据夏普多年辛苦研究总结出的对权力所作的综合分析来看，任何一场和平起义的成功或失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场运动是否能做到这几点：削弱公务员、警察和士兵对政权效忠；劝告中立者加入反对派阵营；防止专制政权对平民抗议实施暴力反应——抑或如果实施了，也要避免损害非暴力运动的战略博弈计划。他解释说，“一旦人们知道了这种诀窍，那他们就很有可能会熟练地使用它，而不仅是激发灵感或偶尔地取得一些意外的胜利。这将为深层次的改变做出贡献——并非因为所谓命运的必然，而是因为人们让新的可能性成为可能。””

更何况正在发生的中东革命，无论是在利比亚，或是叙利亚，都不支持非暴力抗争的预期：“当然，有人会说，这种思想的局限性已经在利比亚显现了出来，残暴的（有人会说是疯狂的）独裁者卡扎菲上校在使用大规模军队打击他的反对者时并没有表现出内疚。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批评者——甚至夏普的一些朋友——说，严格遵守非暴力让抗议者付出的代价过于沉重。比如，你可以想象一下，在华沙犹太区起义的时候号召犹太人保持非暴力会是什么样子。英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夏普的老朋友亚当・罗伯茨(Adam Roberts)爵士说，也许存在有限的一些例子，在这些例子中暴力既是合法的，又是阻止快速演变的暴行方面必须要做的。”

作为一个终生致力于宣传“非暴力”的政治理念，并为其提供理论证明的理论家，夏普不同意这一说法。正如文中总结的：

“尽管他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纯粹的和平主义者(pacifist,)，但他也不愿去划定在哪些特殊情况下暴力是合适的。在《非暴力行动的政治学》的第一卷，他认为，“只有当被统治者服从统治者的命令，遵守统治者的命令完成的时候，权力关系才会存在”。“甚至国民希望改变现有的秩序，他们也许仍然会保持顺从，因为他们缺乏能带来所渴望的改变的信心。只要人民缺乏自信，他们就只顺从于统治者，与其合作。”按照这个逻辑，现在利比亚的非暴力抗议之所以没有效果，并非源自卡扎菲攻击性的使用武力这种举动，而是因为反叛者缺少事先规划、辨识并利用政权弱点的能力。夏普说，关键在于“将非暴力斗争可以显现威力和效力的领域最大化”，而“将暴力似乎让唯一能起作用的选项的发挥领域缩小了”。夏普说，所有的政权都有根本上的弱点。非暴力斗争“把注意力集中在使这些弱点变得更弱，并切断它们的力量来源上”，直到政权解体。“这是终极目标。但它不会轻易或快速或经常发生。””

既然“利比亚的事件就是发展得过于迅速了，以至于来不及确立一个周详的非暴力战略”，那么，按照夏普先生的“逻辑”，难道我们能由此去责备那些被迫拿起枪来的利比亚民主派们实在太过心急，他们本应该在更持久的准备，更屈辱的忍耐和更大的牺牲之前，就此放弃反抗暴政的权利吗？这是多么不通的思想！为了证明自己理论的完美，甚至不惜要扭曲和阉割掉现实世界发生的一切。在“非暴力”者们一贯表现出来的温和，理性，中立，高贵的调子下，在他们美丽的面纱背后，原来却是这样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刀子，这又是多么可怕！

当然，任何能在世界范围内发生较长期影响的理论体系，都不可能如此的经不起质问。它必定是在逻辑或伦理上，都达到了相当自洽的水准，否则你连一个只有常识的普通人都无法说服，又怎么期望它能对真实的世界发生效果？所以在文章后半段，着重的介绍了吉恩・夏普的理论核心：

“作为半个历史学家、半个社会学家、半个心理学家的夏普开始对在早期生涯的一些非暴力抗争的例子——从甘地对抗英国统治的食盐游行，到挪威教师在二战时抵制强加而来的法西斯主义课程，从美国的民权运动，再到南非的种族隔离斗争——产生了兴趣。他也对权力理论产生了兴趣：统治者如何统治，被统治者以何种方式同意被统治；顺从如何被灌输给大众；通过结合特定的非暴力战术，仔细寻找统治者所仰赖的支撑性支柱，非暴力运动可以打破不经思考就顺从的束缚从而解放大众的原理。他告诉自己的读者，“独裁国家尤其存在一些特定的特征，会让它们在面对巧妙的政治违抗时极其脆弱。”它们有阿喀琉斯之踵，比如依赖大众的配合和持续的顺从；不灵活的指挥控制结构；领导者周围全是应声虫，只会告诉领导者想听的内容，而不会告诉真正发生的事情；统治精英之间敌对的可能性，而精明的脚踏实地的反对者可以利用这一点；一种朝向区域主义的倾向，在这种倾向中权力掮客发出了要对不义之财分一杯羹的要求。一旦一个社会中有足够的人民和组织（工会，宗教团体，体育俱乐部，公务员，甚至是警察和军队）拒绝同政权合作，夏普写道，“那么独裁者的权力就会因为政治失血或缓慢或快速地消亡。”如果抗议者与非暴力密切合作，那么这个过程将会“导致事实上（de facto）的自由，从而让独裁政权垮台，使一个不可阻挡的民主体制正式建立。””

看起来，这位著名的非暴力理论家，对于非暴力本身并不像我们中国的“非暴力主义”贩卖者那样盲目乐观，爱不释手。他并没有像自己的信奉者那样飘在云端，而是坦率的承认非暴力必须一些基本的制度，文化与群众心理认知方面的社会条件或是理论前提———尤其是足够的人民和组织———否则就可能失去扎根的土壤，变成不由自主，飘浮在空中的断线风筝。

不仅仅是如此。在夏普看来，除了被当做贴在理想主义者，和平主义者们额头上的眩目标签，非暴力还有更现实，更“实用理性”的一面：“……对夏普来说，暴力不仅在道德上有问题；而且也是一种对付暴君的特别无效方式。毕竟，政府拥有更多，更精良的武器。政府的军队也在如何使用这些武器上受过良好的训练。而且政府通常控制着分发武器，部署军队的基础设施。夏普说，用暴力来对抗独裁统治，是主动送给它们动用武力的机会。而非暴力则迫使政权在一个不熟悉的领域进行战斗。”

更让人惊奇的是，从被压迫者只能选择“非暴力”出发，夏普在这里作了一个背离了基本常理和事实的，惊人的跳跃，并作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空前乐观的推论：“政权越糟糕，反对派就更应坚定对非暴力的承诺。最后的结果将是“权力的割裂”，这是一个政治柔道(注释：研究如何把议程主导权抢过来，主控传播权，在美国被称为“政治柔道”)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统治者的行动会反作用到自己头上，他会变得越来越被人民和社会上各种机构所孤立，而他却需要这些人民与机构的同谋来保持政府的运作。把这层同谋关系拿走的话，统治者就如《绿野仙踪》中奥兹国的魔法师一样赤身裸体，其实毫无神力。与此同时，普通民众越反抗，他们就越能意识到自己内在的力量，正如《绿野仙踪》女主角桃乐丝所发现的那样，他们一直都掌握着塑造自身命运的手段。（译注：此处出现的《绿野仙踪》的比喻可参考该故事中魔法无边的角色如何被不经意地戳破了脉门，以及桃乐丝其实一直都拥有可以带她去任何地方的银鞋等情节。）”

多么奇妙而美好的结局！到了紧要关头，夏普先生似乎早已忘记了他亲口讲过的那句话：“我不觉得非民主政权垮台是不可避免的，或者有一股横扫世界的神秘力量一类的东西。我不以这种方式来思考问题。”似乎政权越糟糕，人民越悲惨就越好，因为到时候“政权”就会像一场突如其来，又无疾而终的暴风雨一般，转眼就自动的从内部崩溃掉。试问这和111年前，北京城里那些闭上眼睛，念念有词，以为如此就能神功附体，刀枪不入的义和拳兄弟，红灯照姐妹们有什么不同？这又和文革时候，所有的中国人都像马克思上身或毛主席降坛一样高喊“社会主义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有什么两样？在夏普的世界里，严肃的讨论现实政治变革原则和变革方式的讨论，到头来却用一个西方的童话故事来概括掉了。原来在他看来，手挥屠刀，开动飞机大炮的“统治者就如《绿野仙踪》中奥兹国的魔法师一样赤身裸体，其实毫无神力”！这个充满童话色彩的，英雄般的论断，实在是让我们目瞪口呆，大跌眼镜！似乎在不经意之间，我们从一个死胡同突然来到了翡翠之城，好魔女正在那里等待着我们，七个小矮人和蓝精灵们成群结队，组成了热烈欢迎的盛大游行队伍，只待我们这些疲惫而恐惧的旅客进入一个真实的梦幻仙境———或是贾宝玉的太虚幻境！

既然上面的设想实在是匪夷所思，而又太过美好，唯一让人担忧的就是：这种等待统治者从内部崩溃的日子，我们还要忍受多久？还要付出多少生命的代价？我们如何才能在体制外部，积蓄“足够的人民和组织”？可是对此他们却总是语焉不详。这就等于路过的人给快要饿死的你指了指天上的月亮，然后对你说：“耐心的等下去吧，除了等待和忍耐，什么也不要做。因为其它的行为和思想都是非法的，是危险的，只要你等待和忍耐的足够久，那么那个又圆又亮的馅饼有一天就会从天上掉下来，那时候你就可以吃饱肚子了！”至于在吃到月亮之前，你是不是已经倒霉的，不幸的提前饿死了，对不起，那不是一个真正的“非暴力主义”者所要关心的，他们只在意自己的道德世界是否纯净如昔。也难怪在此文的评论区，有来自我向来敬佩的君子终日乾乾兄一针见血的批驳：

“……不管非暴力还是要暴力的前提必须是有组织的团体行动才能达到效果，但你记住：你想组织门都没有，真正是谁关闭了非暴力的门，是这个政党，它们现今所做的一切都是将这片土地未来的结果指向暴力，不是温总 说了中国的未来肯定会民主，虽说是说了句大大的废话，但我认为这是实话，不管你独裁多邪恶，历史的车轮谁也挡不住就这个规律。书生们如果硬要来鼓吹本木倒置的常识，基本可以这样说：中国的非暴力也好暴力也好，最终取决于统治阶级的素质，这是不以民众的想法为转移的事实。如果继续关押打压异议人士，继续封网，颠倒黑白，不准结社组织，其实就一句话：不还言论自由权新闻权给大众，这片大地暴力的发生起作用是不可抗拒的。你们要知道没有了这些权力的大众，比猪狗都不如，将任由统治阶级强权宰割。 把你无辜搞死剥夺妻儿以及财产你想非暴力之处就解决你了。

“如果你们有时间研究国外，不如多研究中国的现实，尤其看现今财富的掌控模式，以及统治阶层体制内人员的吸收模式及组成。不管美国，还是苏联，印度，你所提及的 埃及。所有非暴力之所以能出现，无外乎在于统治阶级的素质：它是人还是非人。卡扎菲不是人所以自然产生暴力。 ”

上面的话，虽然没有那么多生僻而高深的理论名词，没有那么多的道德高帽子和逻辑陷阱，可是就在明白如话的常识阐述中，将道理表达得清清楚楚。真是说得痛快，说得何其的好啊。并且在另一条评论中，这位老兄又提醒那些在别人的苦难面前，刻意把自己灌醉的朋友：“人类争取自己的权利，在历史上简单概括之无外乎就两种手段：暴力非暴力，而其中这些争取的人中最愿意的是用 非暴力，用不着你们甘地也好夏普也好来说教，这是不用论证的事实。 非暴力不行才是暴力，这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就这么简单。不简单的是那些决定民众的选择权的统治阶级。书生们如果非要论证什么的话，就去论证：统治者为什么非要让大众去暴力谋取自己的权利 。”

老实讲，君子终日乾乾兄所说的，我都基本赞同。对于《《 民族》非暴力战士――吉恩・夏普 》这篇文章，以及它背后代表的一种在我们国内早已泛滥成灾的，对专制者示好和妥协的改良思潮，我没有别的话好说了。不过想了想，出于善意，我还是要在这里提醒一下那些安坐在体制内，或是私人书房里叹福气，吹冷气的朋友们，或是那些被暴力追杀，驱赶，好不容易捡回条命逃离出去，却又反过来要求其他被迫害者单方面的非暴力的，身在国外，各自或同时拿着美国与中国两国政府的秘密津贴的那些美籍华裔同胞们：非暴力借以立基的，无非是三个支点，分别是道德，功利和历史。下面，我就来简略谈谈在这个看上去很美的空壳子底下，其中可以推敲之处。

在此之前，先要提醒各位：无可否认的是，在国内和海外甚嚣尘上的“非暴力”改良派，其内部是非常复杂的。由于现实政治的干扰，由于其理论本身的纷繁多变，由于其理论诉求，行动计划与专制内部的利益纠葛，它从来就不是我们从书本或印象中以为的那么纯粹。

不出所料，其中既有从自发的人道主义，基督教的宽容与救赎精神，或儒家“不忍人之心”出发，真诚的相信这种理论和其中蕴涵的伟大理想的信奉者，却也如鱼目混珠，泥沙俱下，隐藏了相当多数体制内或体制边缘的专家学者。他们不过是“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昧着个人良知和学术操守，为本党及本人利益而长期推行的统战政策的一部分，一种被利用的专制工具。尤其不幸的是，在这些打着“非暴力”招牌招摇过市的熙熙攘攘的人群里，也包括相当多数已经逃离中国，获得自由的人们，却在吸取了当年教训的当局的渗透，威胁，收买之下，向逼迫自己浪迹天涯，与亲人生离死别的专制当局暗中输诚，从外部起讧配合，以达到里应外合，麻醉民众的洗脑效果。

在区分这些不同目的，不同立场，不同阵营的，形形色色的“非暴力”改良派的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拨开重重迷雾，回到原点。通过“朝向事实本身”，抽丝剥茧的对这个将社会理想与政治运动结合起来，对现代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的理论体系作出基本的界定与公正的评价。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