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福楼拜提出愚蠢之后，我想，它的价值比马克思或者弗洛伊德都更具有重要性与广泛性。“我们可以想象没有阶级斗争或者精神分析的世界，但绝不可能想象得到没有愚蠢的日常生活”福楼拜挖掘了人性，拓展了人性，使我们自己在自己的面前自惭形秽。
福楼拜的遗产
文/ 顾雪泰（山东大学）
诗人没有创造出诗
诗在那后面的某个地方
很久以来他就一直在那里
诗人只是将他们发现
——————扬-斯卡采尔
考察一个世界的精神，不能仅仅依据这个世纪形而上的哲学图景，也不能仅仅依靠这个世界形而下的物质技术，最重要的是需要通过一种介于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的中介来深入探测这个世纪背后所隐含的意义。我并不认为自己完全拥有对一个时代进行解构的能力，但是我却一直相信：十八世纪不仅是伏尔泰，卢梭，爱尔维修的时代，更是欧文，菲尔丁，斯特恩的世纪！每一部真正称得上小说的文学，总会想他所处的时代提出两个最为基本的问题：人的存在是什么？存在的诗性又是什么？
在斯特恩逝世一百八十年之后，一个咀嚼着玫瑰花瓣的年轻人捧着斯特恩的《项狄传》在初秋雨后的庭院中如痴如醉的诵读着。读罢此书，他仰望着远处被云雾环绕着的海德堡，心中若有所思，推开门扉，他走向了那一条在雾中若隐若现，斑驳泥泞的哲学家之路，脑海中不断回想着《项狄传》中斯特恩欲言又止的理念，项狄的存在一次又一次的被自由联想和离体所隐蔽，项狄这个主人翁在自己的传记中遗忘了自己的存在，在小说的最后主人翁甚至不再出现于小说之中，他因为存在而变得不再存在，他消失在了存在之中，那么，究竟什么是存在，存在到底在哪里显现？年轻人顿悟了，脑海中猛然浮现了一个框架，他醒悟到了存在的本源与存在的消失，年轻人急切的回到了庭院之中，奋笔疾书开始写下一部不朽的名著：《存在与时间》，这个年轻人便是海德格尔。小说的探寻起到了先知式的作用，斯特恩与海德格尔在此刻进行了神交，从而迸发出小说与哲学的蜜月关系。
日晷的指针指向了十九世纪。十九世纪斯蒂芬孙发明了火车，富尔顿发明了蒸汽机船，黑格尔确信自己已然认清了世界的本质，叔本华对自己的欲望哲学还在沾沾自喜，而年轻的一代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在成长，而福楼拜，这位在笛卡尔之后的另一位开创者又看到了什么呢？认识到了什么？探寻到了什么？他的遗产又是什么？
历史犹如一个永远走在单行道上的“变色龙”。随着历史精神与哲学轨迹的不同而不断的转型。历史在欧洲精神的复兴之时，化身成为了一辆人力车缓缓地走过了拉伯雷作品中《高康大与庞大固埃》的园林之中，巴奴日登上了这辆人力车开始了对自己是否应当结婚的思索，从此人类的视野又外在转移到了自身的心灵。岁月无痕，时光匆匆，昔日的人力车骤然变为了一辆奔驰的马车载着堂吉诃德与桑丘穿过了荒野，进入了一个再也无法认清的世界之中，从此无论人类再怎么想，再怎样的思考都依然无法认识世界，更不可能认识自身。我突然想起了一句希伯来谚语：人类一思考，上帝便发笑。在接下来的时间中，上帝的笑声化为了福楼拜笔下的世界，当包法利夫人坐着已化身为火车的历史时，她思考，她想象，她渴求，她希望挣脱世俗与日常，但是却听到了上帝一次又一次的笑声。上帝常和艾玛开玩笑，让艾玛在思考中一次又一次的变傻，变得更加不可理喻与愚蠢。
包法利夫人是愚蠢的，但是她的愚蠢却是一种不同于过往的愚蠢。
在过往，教育家们总是认为愚蠢是缺少知识，是一个可以教育之后得到解决的技术性的问题。但是，福楼拜却告诉我们，愚蠢是扎根于人性之中的，人类一种不完美的生物，愚蠢不会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而逐渐消失，反而却随着人类理性的深入与科技的发展而水涨船高。用米兰昆德拉的话来说，在包法利夫人的时代，愚蠢是一种对日常生活的无思考性，是一种对日常观念的无思想性，艾玛并不无知并且充满着幻想与期待。但是可悲的是，她所思索的一切都是往着真理的反方向在进行着运动。艾玛向往中世纪的城堡，向往着蜜月时期丈夫能够戴着长筒手套，身着青绒燕尾服翩然而至，艾玛甚至在想象着巴黎的灯红酒绿与喧嚣吵杂。对于她来说，她所身处的环境都是异常的，而只有自己心目中所想的一切才是这个真实的世界，她的灵魂在本质上不安的，是欲望的沟壑。艾玛很愚蠢，因为她的内心是一种只会想象而无法分析的内心，她没有看到日常生活所具有的巨大的趣味性和内涵，日常的生活对于每个人来说可能是无聊单调而又重复的。但是我们只是在日常中存在，却没有使得日常存在于我们的脑海中，我们只是生活着，而没有使得生活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我们成为了生活的奴隶。
艾玛的第二个愚蠢表现在了叔本华的理论之中，生活似乎就是一种钟摆，从欲望实现之前的痛苦转移到了欲望完成之后的虚无，包法利夫人一直在这种钟摆式的变化中煎熬着，这种煎熬表现在了她在修道院中的生活，这种叔本华式的愚蠢伴随着艾玛，伴随到她做爱的床上，伴随在她死去的床上，愚蠢是与人类存在不可分离的一个范畴，你，我，包法利夫人都带有着这种不可避免的愚蠢。
当福楼拜提出愚蠢之后，我想，它的价值比马克思或者弗洛伊德都更具有重要性与广泛性。“我们可以想象没有阶级斗争或者精神分析的世界，但绝不可能想象得到没有愚蠢的日常生活”福楼拜挖掘了人性，拓展了人性，使我们自己在自己的面前自惭形秽。
包法利夫人的死是必然的，她死在了上帝的笑声之中，死在了叔本华的欲望哲学之下，也死在了历史的轨迹发展里，福楼拜没有拯救包法利夫人使她获得不死的能力，包法利夫人和托尔斯泰的安娜一样都必然要消失在存在之中，因为托尔斯泰与福楼拜一样都获得了一种超越因果善恶之上的理念，包法利夫人与安娜都不完全成为了作者本人的全部意愿，她们的悲剧来自于一种更高的智慧，这便是小说往往比小说家更为聪慧，更为明智的地方。小说是对存在的探寻而非作者的附庸。福楼拜给我留下的就在于此。
人类的确愚蠢，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反过来说也是因为这种愚蠢造就了人类的近神性而非神性，我们的确处在愚蠢之中，我们被笼罩在叔本华关于欲望的学说之下，我们同样无法挣脱出去，但是我们依然顽强的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退缩没有灭绝，上帝的笑声打不垮我们，所有的愚蠢最终也会在历史的演变成或许成为高尚。即便人生就是一场悲剧，那就把这场悲剧演的轰轰烈烈，威武雄壮。米兰昆德拉说过：“我几乎忘记上帝在笑，他看到了我在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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