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亮（北京大学）

人在本质上乃是一种宗教动物，能知道这一点乃是我们的骄傲；我们知道无神论不仅违反我们的理性，而且也违反我们的本能，因而不可能长久流传。——埃德蒙·柏克

（一）科学是尊伪神

尼采在对苏格拉底与柏拉图主义的批判中指出，苏格拉底用逻辑与辩证法为武器，摧毁了希腊人的日神与酒神，苏格拉底自身就是逻辑与辩证法的代表，逻辑与辩证法似乎要填补神祗失去的空白。但实际上，苏格拉底在打倒了希腊人所有的神以后，嘲讽了希腊人的传统、信仰与生活价值之后，却自称“我是无知的”。于是，作为逻辑与辩证法的神祗苏格拉底也自我否定他的价值。因为逻辑与辩证法在世界的根本推动力的问题上无法自洽。所以，当阿里斯托芬在戏剧《云》中设计“机械之神”从天而降解决矛盾时，尼采提到，苏格拉底的逻辑与辩证法也需要一个“保护神”。这个保护神是逻辑与辩证法本身无法做到的。苏格拉底的逻辑与辩证法在现代的衍生物和最大代表就是科学，和苏格拉底一样，科学在杀死了一切神祗之后，又轻轻告诉大家：“我是无价值的。”当一个最有智慧的人自称自己无知，则所有人也就失去了自称智慧的可能。当科学以新神之尊挖了所有旧神的墙角，却标榜“我是无价值”的，则人类必然陷入工具理性的虚无。于是，人们不再习惯追问“什么是好的”，却首先会追问“什么是有用的”。科学技术的精神，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一种“有用”的精神。

但与斯宾诺莎等近代哲学家的思辨相反，科学家们往往反对哲学家对宗教的质疑与解构。

牛顿曾经自制了一个模型来解释运动三大定律，当人们面对科学制造出来的这个模型赞不绝口时，牛顿轻轻动了一下这个模型，然后说：“是谁在推动这个世界？是上帝。”

自然科学的理性与规律，无法满足人们对世界终极价值的思考，杀死价值的科学不能代替价值，于是洞悉万物运动规律的科学家比常人更迫切的渴望触摸到终极之门背后的门。再来看中国近代历史。科学一度在民国时候为趋新人士当做“普世价值”的一种，作为救亡图存，打倒旧势力的工具。张君劢在《科学与玄学》一书就就已经指出，科学本身不能解决人生的问题，本身没有价值，而中国近代以来，激进知识分子习惯把“科学”与“民主”并提，科学一度成为救中国的灵丹妙药，“科学万能论”甚嚣尘上。在这里，仅具工具价值的“科学”被置换成一种“普世价值”，与苏格拉底的逻辑与辩证法一样，当它展现自己强大的力量摧毁了希腊人原有的神祗，它似乎成了一尊“新神”，而这个问题，正是信仰与理性的矛盾，所以康德说：“要给知识划定界限，给信仰留出空间”。所以说，不具价值的科学，在中国近代被当成一种“普世的价值”，实际上苏格拉底摧毁逻辑与辩证法后，神位空虚后“伪神僭越”的中国与现代翻版。

尼采认为：“根本没有什么知识和真理冲动，实际上只有真理信仰冲动，人们对纯粹知识是没有冲动的。”只是因为关于世界的确定的知识能够给人提供家园，人才去寻求知识。苏格拉底讲“知识就是美德”，然而康德的批判哲学揭示出：“关于真实世界即“自在之物”的真理是辩证法无能为力的，只能靠宗教和信仰。”在认识论上，苏格拉底的逻辑与辩证法到了康德与叔本华这个阶段，终于走到了自己的界限，走入虚无主义。

自然科学本身可以说是“价值中立”，但是在它背后，仍然是一个道德问题在驱动。自然科学来源于神话破坏之后的个人主义道德，而自然科学的发展反过来也推进了对神话的破坏。辩证法破坏了道德，产生了科学，科学继续用更强大的力量来破坏道德。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近代历史正是被科学打败的历史，传统、道德、信仰都在科学的强大攻势面前节节败退。最终是“科学”成了一尊“伪神”，而且这尊神实际上比“民主”还要高，科学还顶个球，民主球都不顶。今天我们可以质疑”民主“，但谁也不敢质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所创造的强大的物质力量，根本上打开了普通中国人的欲望之门，传统中国崇尚的不争、简朴、伦理的家庭生活渐被争夺、享乐、个人本位的竞争生活所代替。

以科学与技术为翅膀，我们这个世界每天每夜都在创造最新型的电脑、汽车、日用家电和奢侈享受，工业产品的更新换代已经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以往一百年才有的一次技术革新，今天每天每时都在发生。、

科学技术解放了人的物质欲望，人从此成为物的奴隶，拜倒在科技这尊伪神的脚下。

此时，在被打上“普世”标签的科学与民主的联手打击下，“以科学为体，民主为用”，霸王道杂之，中国原有的传统道德秩序失去了根基，我们陷入虚无主义，可以用很多的历史事实来印证此点。

（二）伪神打败中国

关于科学的问题激起了我无限的斗志，因为这也是我们中国到目前为止难以绕开甚至可能是永远绕不开的问题。民主、自由、人权……我们统统都可以讲它不适合中国，因为传统的感情在那里，根基在那里。没有坚船利炮的民主人权都是不堪一击的，首先无法打开中国人的国门，遑论征服中国人的心灵。但是唯独科学，它是根本上把你强暴了，把你征服了。因此，我不认为自由民主人权是什么可怕的力量巨大的东西，可怕的是把科技产生的巨大力量跟自由民主人权建立起必然的逻辑联系，这就叫把你打的满地找牙，再问你：“服不服”？你当然就只有服了。举个不雅的例子，为了说明问题，首先请允许我先站在一个西方的立场来讲。中国一开始跟英国人接触，是谈不拢的，为什么谈不拢？因为在价值层面我们是两套东西，我怀柔远人，不想跟你打交道，我不信上帝，拜祖宗，我就把你英国当成夷，这些我都可以讲的通。所以英国人最开始在外交礼节上、对世界的认识上，感觉跟中国人是鸡同鸭讲，没办法沟通。但是一旦用了枪炮就不同，一节一节把你打趴下。我们学过中学历史的人还记得，那时一个反洋务派的领袖倭仁是理学名臣，口口声声讲“礼仪为干撸”。按照道德与科学的区分，他说的没错，人心的问题是不能用“科学”和技术来解决的，但是奕反问他“那您用是什么别的办法来对付洋人”。他就没辙了。这就好比一个善良而软弱的女人，本身可能很贤良淑德，但是被一个强壮的男人按到地上强暴以后，她最可能的反应是两种，一种是投井自杀，一种就是从了那个强壮的男人。

这就是POWER啊！科学对道德的摧毁性力量比苏格拉底时代突飞猛进了，因为它跟技术结合到了一起，如果苏格拉底时代只是在逻辑和辩证法上打败你，你还可以消灭它的肉体来获得自尊，那么现在，科学要来消灭你的肉体了，你原有的那一套价值还能够存在么？

倭仁死于中法战争之前，而他的同僚，同样是皇帝老师，军机大臣的李鸿藻，曾经也和他一样痛恨洋务派和洋人，但是到了中法战争，他代表的清流派极力和法国主战，结果福建水师全灭，到了甲午战争，中国又败给日本，李鸿藻当时和翁同和抱头痛哭，他知道中国传统的东西虽然好，但是在西方科技的力量面前，是没有办法的了，只有西化，变法。所以康有为起来后，李鸿藻暗中参加主张变法的强学会，对李鸿藻来说，真的是被强暴以后以身相许了。

而另一个典型，就是投井自杀，与李鸿藻同时的理学名臣徐桐，到了义和团时候，为了仇洋，竟然主动为义和团的大师兄写对联称赞他们的法术，实际上，孔子是最反对怪力乱神的，儒家的士大夫是最痛恨“邪教妖术”的，但最后，徐桐这样的理学名臣居然死马当活马医，试图利用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话来对抗西方无坚不摧的枪炮，这真的是在科学重压下的另一种反应：“投井自杀”了。事实上，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时候，徐桐选择的正是上吊“殉国”。

于是，一部近现代中国历史，就是一部“为救亡而启蒙”的历史，近代读书人从林则徐、严复起，一直到康梁、孙文、胡适，所谓学习西方，都是一个思路：为什么我们被打败了，因为我们科技不如人，为什么我们科技不如人，我们人才不如人，为什么我们人才不如人，因为我们制度不如人，为什么我们制度不如人，因为产生这种制度的文化不如人。在此种层层自我否定的思路指挥下，近代中国势必从“为救亡而启蒙”，从为保存中国国家，种族、文化而启蒙，变为赶英超美，挥刀自宫式的自我否定。但“挥刀自宫，未必成功”，这种割裂自身的发展，却很容易在自我文化消解的同时，沦为他者的附庸。

先跟中国人讲西方的价值，是讲不通的，但先把你打趴下，再跟你说，你之所以被打趴下，是因为你不够文明，这就可以让你认为讲的通了。至此，情感上虽然与传统割舍不去，理智却告诉自己必须学习西方，渐造成近代有识之士普遍的分裂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