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避免过度依赖外籍女佣
（2011-07-04）
| 早报导读 |
社论
2011年7月4日
最近几个月，与外籍女佣有关的问题成了我国民间热议和舆论关注的热点课题之一。而大家所讨论的内容包括我国是否需要那么多女佣，女佣是否享有应得的权益，女佣的服务素质是否达到标准，雇主虐待女佣，女佣虐待老人等等。
这些问题，有不少其实是从我国几十年前开始从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邻近国家引进外籍女佣开始，就一直存在的。最近，女佣问题之所以受到国人广泛关注，相信与3月底经本地媒体报道而引起万众瞩目的阿兵哥让女佣背军包事件不无关系。接下来，在5月份发生的印尼女佣疑遭孟加拉籍外劳男友情杀后藏尸兀兰组屋顶层水槽事件，更是把这个问题推高到社会治安的高度，引起议论纷纷。
根据人力部原政务部长李奕贤今年3月在国会上披露的数字，新加坡的人口与外籍女佣比例为每千户家庭对175名外籍女佣，比每千户家庭对约122名外籍女佣的香港还要来得高。我国和香港都是现代化的大都会城市，在不少方面都有可比性，因此人们难免会问：新加坡人是不是过度依赖女佣了？
国人聘请外籍女佣，不外乎帮忙做家务、照顾小孩和看护老人三大原因。当然，也有些家庭可能并没有迫切需求，却基于别人有我也要有的攀比心理，而决定聘请女佣，但这种情况是极其少数。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聘请女佣的家庭，特别是那些上有病弱老人，下有年幼小孩的“双薪家庭”，都是因为有实际需求才决定聘请女佣的。
当然，聘请女佣也要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才行。对低收入家庭来说，哪怕生活再苦再累，聘请女佣肯定不是一个选项。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既然低收入家庭不请女佣也能解决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麻烦事，如照顾老小和做家务，那么有能力请女佣的家庭为什么就不能尝试靠自己的能力来解决问题呢？聘请女佣难道真的是非得如此不可的唯一解决之道吗？
表面看来，情况确实如此，但其实复杂得多，因为在我国，有不少政府津贴是只有低收入家庭才能享有的。公众蔡志豪在接受本报访问时就指出，他们一家人原本打算把患上初期老人痴呆症的老母亲送到疗养院，但所参观的疗养院不是收费太高就是条件不如人意，而三姐弟的人均收入又超过可享有政府津贴的顶限，只好放弃，改而决定把母亲送到日间护理中心，晚上才由女佣负责看护老人。
我国已是老龄化社会，今后遇到类似问题的家庭肯定会越来越多。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郑宝莲副教授受访时认为，政府必须确保有足够的老人护理服务，而且必须改变“只为低收入家庭提供服务的心态”。郑副教授的这个建议，值得政府认真考虑。倘若政府能检讨政策，调高国人在这个方面享有政府津贴的人均收入顶限，就能惠及更多家庭，减少他们对女佣的依赖。
所谓远亲不如近邻，邻居之间若能建立起良好的睦邻关系，互相帮助解决彼此在生活上的困难，应该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我国外籍女佣的数量。在以往的甘榜生活中，让邻居帮忙照看老人和小孩，司空见惯。现在，大多数国人都居住在组屋区里，住户“老死不相往来”者众，要他们主动地建立睦邻关系，并不容易。在这方面，居民委员会若能积极介入，居中牵线，把住户组织起来，让他们通过居民互助的方式来解决一些生活难题，既能避免过度依赖政府，也能避免过度依赖外籍女佣，可谓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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