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知青之歌》案”始末

“《南京知青之歌》案”始末

死刑枪口下的生命悲歌

（陈言）

1990年，中央电视台《外国人唱中国歌》的专题晚会上，南斯拉夫留学生贾米娜深情的一曲《知青之歌》，博得满堂掌声。想不到的是它的作者任毅三十年前却因为这首歌曾被判死刑(许世友将军顶着“四人帮”的压力把任毅从鬼门关上拉了回来)。

在南京闻名遐迩的鼓楼饭店里，我见到了《知青之歌》歌曲的作者任毅。
随他走进设在这里的办公室——汕头市大富华发展有限公司南京办事处。

任毅中等而微胖的身材，上身穿一件深色条纹的T恤，下着一条合体的西裤，一双明亮的黑眸子，沉稳中透着几分机智与平和，俨然是一位儒雅的商人。如今他正是这家办事处的负责人。

任毅，1947年生，南京五中1966届高中毕业生。从小就兴趣广泛、爱好艺术。在上小学时参加过闻名全国的艺术团体——南京市小红花艺术团，学习唱歌。中学时又参加过南京市中学生艺术团，学习二胡和吉它。在中学时，因为他是个活跃分子，同学们都唤他“11号”。11号就是钠，化学元素中最活跃的一种。

茶几上蒸腾的清茶泛着苦涩的幽香，窗外是城市的喧嚣，窗内我们却谈起了近三十年的生死历练，三十年的离合悲欢。在他风趣与诙谐的话语间，有几分沉甸甸的感觉。

《南京知青之歌》的诞生

1968年12月26日在肆虐的风雪中坐上了开往江浦县永宁人民公社的军用卡车。任毅想起临行前仿佛经历着生离死别的母亲拽着他的手直到汽车发动向前，才踉跄止步，他把头转向车厢，以止住心酸的泪。他回想起了昨天那不快的一幕……上午任毅拿到了《南京市革命青年上山下乡批准书》，他和她就要告别共同战斗了两年的广播室，奔赴他乡了。他去把钥匙交给新来的广播员，鬼使神差，他随手拿了一张唱片，放进了留声机。“霎时间天昏地又暗……”的歌声响彻校园。那是革命样板戏《白毛女》中喜儿遭辱后的一段悲怆的唱腔。然而此时，在操场上、教室里手捧通知书的同学们惊呆了，工宣队长立刻冲进了广播室，大声斥责道：“你们怎么在这个时候放这个歌！”

事后军宣队队长把任毅叫去拉长了脸说：“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事件。”任毅被惊出一身冷汗。而军宣队长话锋一转，说：“但你们不是故意的，算了，以后注意什么场合放什么歌。”任毅一颗提起的心，才放了下来，但心中却留下了怏怏的不快。却没有想到一年后自己创作的另一首歌给他带来了灾难。

那一刻，任毅的女友为他担心极了，她后悔没能跟上他，制止他。自从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后，空气就变得愈加沉闷了。学校已不能正常教学，广播站宣传工作似乎成了他和她的寄托，她是个天真美丽的女孩子，比他低一年级，共同对音乐的爱好，使他们相爱了。那是一种互相倾慕的，心照不宣的爱，像一对要好的朋友。每每看到长裙飘动，笑语盈盈的她，他都有一种说不出的甜蜜。然而此刻他们分开了，他们虽相约在广阔的天地里再见。他和她在未来的日子里将经受一种什么样的历练呢？他们还能重返家乡吗？一丝担忧，冲走了刚刚涌起的甜蜜。

一年的知青生活历练中，任毅曾被庄稼扎破了脸，被镰刀割破了手，但也使他成了一个真正的农民。他会干完活倒在地头睡去，会脱下衣服抓虱子，但他那执拗的性格却没有改变。他在砖瓦厂翻瓦第一名，他插秧打头，收割“开山门”，一天停下来，他手中的吉他仍能拨动出那生命的音符。

1969年夏收之际，任毅所在公社的知青中普遍弥漫着一种下乡后的失望情绪,当时不少知青在弹吉它唱歌。吉它在“文革”中是资产阶级的标志，不少家庭因惧怕抄家，纷纷将吉它卖掉。任毅等人的吉它都是在拍卖行买到的，价钱便宜，质量却不错。

在1969年5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南京五中的知青们又聚集在任毅知青户的小茅屋里，又把过去的歌轮番唱了一遍。唱完之后，大家仍然觉得心中空虚。这时，任毅的朋友唐又在忽然站起来对任毅说：“工人有工人的歌，农民有农民的歌，任毅，你就写一首我们知青的歌吧。”他的话对任毅触动极大。当晚任毅抱着吉它谱写了《我的家乡》，整整搞了一夜。在第二天天色发亮的时候，这首歌终于完成了——“……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入了青春的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歌中诉说着知青心中的忧郁、伤感和无奈。一天，工休了，任毅靠在麦秸垛旁弹起了这支歌，不远处几个女知青被歌声感染，竟触景生情，呜呜地哭了起来。

《南京知青之歌》被定性为反动歌曲

被一种无奈的处境和深深的乡情所感染，《知青之歌》传播开来。很快，传遍大江南北。一天，任毅接到身有残疾留城的同学郑剑峰的一封信，拆开一看，他惊呆了。信中说，《知青之歌》已在当时被称为苏联修正主义的莫斯科广播电台广播，并被改为男声小合唱反复播放。歌名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一个月以后，南京街头的大批判专栏上贴满了批判这首歌的文章，它已经被定为反动歌曲。
他像挨了一记闷棍。任毅万分恐怖，差不多成了惊弓之鸟。他立即把所有文字烧毁，包括女朋友写给他的信——她在另一个地方插队，任毅等待着厄运降临，他无数次做梦，梦见自己被抓起来，想象中的灾难比现实中的灾难还要令人恐怖。有一段时间任毅几乎不敢睡觉。他实在不愿在这种恐怖中煎熬下去了，1969年10月的一天，他背着一个书包，里面装着洗漱用具，自己走到南京市娃娃桥监狱门口，对接待人员说：“我就是《知青之歌》的作者，你们把我抓起来吧。”

那人奇怪地看看任毅，说：“这里也不是想来就能来的。抓不抓你，要有上级指示，现在你先回去。”

幸免于枪口之下……

1970年2月19日，阴历正月十五，元宵节深夜，一阵疯狂的犬吠声和急促的敲门声把难以入眠的任毅和与他同屋的两名知青从床上惊起。几个高大的军人冲进屋来，“你是任毅吗？”“是的。”任毅一阵心悸，还没等他回过味来，冰冷的手铐就套上了他瘦弱的手腕。他被推上警车，送进南京娃娃桥看守所。

在狱中任毅千百遍地想过，等待他的是什么，他会以什么定罪，会受到何种刑罚。

一天，一位同学的弟弟告诉他：“你要倒大霉了，你的案子已发到群众中讨论，说要杀头！”

当时，许多交群众讨论的“反革命罪犯”都被判处了死刑，交群众讨论只是一种形式。他后来才知道，事情的起因是在上海，《知青之歌》被上海的知青广为传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很快向中央汇报，江青、姚文元作了“要抓紧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要查清作者情况，要对黑歌进行批判”的批示，连夜下达。张春桥“指示”，要“上海市革委会有专门小组在抓这件事”。上海、南京两地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来到任毅所在的生产队，老实忠厚的乡亲们以为调查任毅的表现是要提干，一致说任毅好，使他们很扫兴。

1970年4月1日，离他的22岁生日还有三天，他被拉到江浦批斗。在公社的大厅里挤满了知青，为预防意外，不知从何处动员来的民兵端着枪布满了会场。他见到了大批熟悉的面孔，见到了为他的事遭受了太多麻烦的女朋友，她显得很憔悴，无言中分明流露着担忧与关爱。他真地有好多话要对她说，而现在却被困在台上。正在这时，五中同学沈六九挤到台前悄声说：“批斗完上厕所。”任毅心领神会。批斗完，他在军代表的引领下走向广场角落里的厕所。突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大批知青拥了上来，将他和军代表隔开，他看到了许许多多平日要好的五中的同学，又见到了她……“不要怕，任毅，我们记住你！”……一只又一只手拽住他，朝他的口袋里放钱和粮票，口袋都被扯被了。他止不住泪流满面，已经说不出话来了。这份永生难忘的友谊和理解是任毅在狱中坚持下来的精神支柱，虽然那些大家来之不易的钱和粮票最后被军代表没收，但他收下了大家那一颗颗滚烫的心。

1970年5月20日，在经过所谓“群众讨论”的形式后，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以反革命罪判处任毅等25人死刑；1970年6月6日，南京市革委会同意对任毅等25人的死刑处理意见，签字盖章后报到当时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审批。如果没有意外，7月31日，他将陪同那一天被处决的24人一同上刑场。那年他刚刚22岁。

在南京市建邺区召开的公判大会上，预感到厄运将至的任毅被拉了上去，强加给他的反革命罪已确定无疑，他预感到会判他死刑或无期徒刑，他甚至不敢再往下想。而此时他听到对他的宣判：“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依法将现行反革命犯任毅逮捕，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他似乎是在做梦，不可能。宣判后，他问一块被判刑的人：“我判了几年？你听清了没有？”那人说：“你判了十年，我听得清清楚楚！”任毅突然大笑起来，直到笑出了眼泪……

直到很久以后他才知道，而当时在江苏省革命委员会负责的许世友将军，审阅任毅的判决时，拍案而起。一名知青，仅凭一首歌就被判处死刑，岂有此理！将军顶着“四人帮”的压力，一只大手硬是把任毅从鬼门关上拉了回来。任毅突然想起，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围困南京军区司令部的非常时期，反对揪斗批判许世友等革命老前辈的五中的红卫兵小将一夜之间，在南京的大街小巷贴了两万张石版水印的标语。这标语的内容是：“许世友、杜平老子保定了！”那天他们是那么出生入死，如今回想起来，一个字：值！

平反
出 狱

粉碎“四人帮”以后，1979年2月，任毅被平反出狱。好消息像一阵春风，传遍了任毅的同窗、师长、亲友，传遍了金陵的各个角落。全国各地的新闻媒体争相对他进行了报道。任毅回到南京自己的家中，看着白发苍苍为救自己出狱四处奔走呼号的老母，欲哭无泪，9年的光阴啊……但能等到粉碎了万恶的“四人帮”的这一天，活着出来又是不幸中的万幸。

那一天，他家的小屋里挤满了人，当年在一起的同学几乎都来了，还有她，当年为他受牵连的女朋友。酒桌上，同学们谈起了他和她，如今已为人妻、为人母的“她”直率而坦然：“没想到任毅还能出来。”任毅笑道：“我们的爱是很纯的呀，我和她都没有拉过手噢！”

纺织公司所属的丝绒厂热情地接纳了他，他被安排到总务处，出色的工作，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天降奇缘，同在这个工厂工作的一个清秀女孩注意到他，就在这时，一个五中的老同学上门提亲，而对方正是那个清秀的女孩，提亲者正是女孩的哥哥。她出身于工人家庭，一家人很本分，对任毅印象也很好，哥哥因同任毅是老同学，也是知青，因此这门亲更是亲上加亲。

任毅后来的这个个小家庭至今安稳甜蜜，他像一棵大树为妻子遮风挡雨，撑起一个令人羡慕的家。他们后来有了孩子，一个可爱的女儿。

他不愿让女儿过早地去了解那段沉痛的历史

女儿的名字叫任重，是任重道远的意思吧？他不置可否。

女儿上了小学，当上了班干部，性格与父亲出奇地像。任毅不愿让女儿纯净的心受到一点伤害，女儿心中的父亲也是一个最为出色的人。可是有一天，女儿严肃地站在他面前，十分委屈地问：“爸爸，同学说你戴过铐子，是真的吗？”任毅怔住了，他点了点头，他真地不愿对女儿谈及那段历史，他想等到女儿长大，亲口对他讲。

不想自己一位老同学的儿子跟女儿是同班同学，他无意中说到任毅的往事，被儿子讲到了班上。看着女儿困惑的大眼里闪动着泪花，任毅对他讲起了那首歌的故事。事后，任毅找到了那位老同学说：“小鬼还小，跟他们讲不是时候啊。”那位老同学找到了任毅的女儿，告诉她：“你爸爸是个好人，他是被坏人陷害的。”任毅在写自己的回忆录《生死悲歌》时，把书稿给女儿看。女儿终于理解了爸爸，而让她懂得或了解那个时代，又谈何容易。

他不愿让女儿过早地去了解那段沉痛的历史，他伴着女儿去追寻梦想。

这一年，在南京市作文比赛中，女儿含着眼泪，用心写成了《雪夜》这篇作文，获得作文比赛第一名。她对生活独特的观察视角和对生活的细腻感受受到评委们的赞誉……